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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講究天人合一，天上的一切都和地上的相對應，並且還相互影響，出現異象就是上天在預示著什麼，這就叫做“天人感應”。具體到星相上，古人把星空劃分成不同的區域，不僅對應相應的官職（從皇帝、宰相，一直到士、農、工、商都有），還對應不同的地區，這個就叫做分野，呂端就是根據彗星出現在星空的分野來判斷將會發生情況地區的。

天人感應的思想在傳統文化裡比比皆是，例如《呂氏春秋》開篇就是：“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講的就是太陽的位置，然後羅列了很多春天裡出現的現象，以及在春天應該幹些什麼，簡直是無所不包。就連玄奧的奇門遁甲也是用八卦記載方位，配九宮記載天象、地象的交錯，用八門記載人事，用九星八神記載周遭的環境，等等。

既然是這麼大的事，這些宋朝的“主要領導”開會討論就不足為奇了。雄心勃勃的趙恆聽了呂端的話，表示：“我竭盡全力為天下操勞，難道會丟掉一方不管嗎？”他下求直言詔，並避殿減膳，對囚犯減刑，來禳解災難。

要說追贈官職、禳解災殃不實在的話，趙恆在選拔人才上，可是非常務實的，他對知貢舉翰林學士楊礪說：“選拔人才一定要注重出身貧寒的人，以有真才實學為標準。”他還把所有官員的歷任官職、功勞過失編寫成冊，隨時觀看，來了解掌握情況。

為了方便管理，趙恆下令把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定全國為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河東路，陝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兩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峽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等十五路。

這裡涉及到宋代的行政設定，宋代的地方行政機構設定是非常複雜的，簡要地劃分一下，基本上可看做是路、州、縣三級地方政權。

路相當於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路的主要機構是帥、漕、憲、倉四個監司。帥也稱為安撫使，是一路高階軍政長官，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帶都總管銜，統轄軍隊，掌管兵民、軍事、兵工工程諸事；漕是轉運使，其本職是經管一路財物，巡察轄境，稽考簿籍，舉劾官吏，是事實上路的監司官；提點刑獄公事管司法，稱為憲；提舉常平司管賑荒救濟事宜，稱為倉。每路四個系統的長官，職權不同，相互牽制，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色。

路下有府，但實際往往府、州、軍、監並稱。凡政治、經濟、軍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設府。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州等於秦漢時的郡，由二品以上的官員充任一州的長官知州；駐紮重兵的軍事地區設軍。軍在唐代是一種軍區，只管兵戎，宋代則成為兵、民、軍、政合一的行政區域。設軍的地方，一般是在邊境或關隘要地。軍與州、府並列；煮鹽、冶鐵等重要的工業地區設監。監實際上與縣差不多，但因其直屬京師，不為州、縣所轄，因而也同列於州。

縣則是地方行政機構最低一級。為加強對地方政權的控制，經常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代本官去掌管一縣之政，即所謂知縣事，也就是一縣的主要長官。知縣因為是差遣，要比縣的本官縣令尊榮。

趙恆設路為行政區之後，要求各路轉運使輪流進京述職。這可是個很操勞的事，因為這不僅要聽彙報，還要針對各地的具體情況作出相應的決策，由此可以看出趙恆即位之初，還是非常勤於政事的。

在皇帝趙恆和群臣的努力之下，大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商品交易也活躍起來。這個時期的對外貿易很是發達，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鹹平二年九月，大宋朝廷在杭州（今浙江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寧波）兩個沿海港口設立市舶司，負責收購海外舶來的貨物，一般都是用來專賣或上繳；接待各國貢使，招徠外商，並對外商經營進行管理和監督；管理本國商船及海外貿易徵稅等等。

市舶司又稱市舶使司、提舉市舶司，其官員有市舶使、市舶判官等，一開始是由當地的知州或各路轉運使兼職，隨著海外交易的增多，成為一個專設的管理機構。後來宋朝的海外貿易增長迅速，新的市舶司也不斷地在沿海口岸設定，到北宋末年已經多達六個。

商品經濟的發達，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當時四川流通使用的是鐵錢，交易數額大的時候極為沉重不便，想象一下我們今天扛著一袋子鐵錢氣喘吁吁逛商場的樣子，真該感謝輕巧易於攜帶的紙幣的發明者。

發明紙幣的是當時執掌四川大權的張詠以及成都的十六家富商，他們在益州開了一家官商合辦的交子鋪，用紙幣交子代替笨重的鐵錢。交子的出現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大宗貿易，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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