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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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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另一位海歸——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主席張紅力,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就在兩會上提交議案,希望降低個人所得稅,以吸引更多的國際人才。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出:“如果你是跨國公司亞太區總部的負責人,你到中國內地工作就會多繳三倍的個稅,你會不會願意把家搬到內地來?會不會積極建議和推動將地區總部設到北京或上海?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政策)一方面,動搖和削弱了跨國高階人才和留學歸國人員在華長期工作的決心和意願,影響了跨國公司將區域總部或管理中心遷往內地的程序,更不利於高階人才的引進;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少內地優秀人才的出走和個稅流失……(人才離開中國),個稅也就根本無法收入國庫。結果是既丟西瓜,又丟芝麻。”

在畢馬威的調查當中,大多數中國公司都希望政府推行政策鼓勵企業在其國內發展,並允許從海外任何國家錄用優秀人才建立自己的員工團隊。而在稅收上,85%在中國有業務的公司都樂於接受透過稅務優惠幫助企業吸引人才的做法。此外,50%受訪者認為政府應當透過稅務優惠吸引人才。畢馬威中國的稅務合夥人符碧琴表示:“中國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在吸引企業和人才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

畢馬威亞太地區稅務主管龍恩來也指出:“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部分國家存在巨大的本地技術人才缺口。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面臨本地經理人才短缺的公司數量更多……由於本土人才缺乏,某些‘投資熱點地區’的公司並未取得預期的效率或業績。這些公司希望透過吸納國外人才來彌補差距。但政府必須承擔起為人才市場注入靈活性以滿足業務需要的責任。”

前微軟副總裁李開復離開微軟加入谷歌時,曾引發一場官司。出生於中國臺灣的李開復一直很佩服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在談及比爾?蓋茨時,他很喜歡引用一個經歷來表達比爾?蓋茨對中國的深刻了解。那是他剛來北京擔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的時候,第一次去向比爾?蓋茨彙報工作,談話接近結束時,蓋茨突然問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你在北京是怎麼解決戶口問題的?”

“當時我被嚇了一跳,幾乎回答不出來,說你怎麼知道什麼是戶口。”李開復回憶說。後來,還有一次他向比爾?蓋茨介紹在中國的公司招聘了20名很優秀的大學生時,比爾?蓋茨又表示關心說:“那他們的戶口都解決了嗎?”

李開復或許只是想表示比爾?蓋茨熟悉中國,然而,卻透漏了一個資訊:即使微軟這樣的公司,即使比爾?蓋茨和李開復這樣的高管,都會因政府的政策而受到影響。甚至看上去與國家重視人才無關的戶籍問題,因為中國的戶籍制度屬於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不利於人才流動,可能影響到企業的人才招聘。

鼓勵人才環流的必要性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也確實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發達或技術最領先的國家,掌握最新技術與經驗,將其傳遞迴國內。也需要一批族裔人才滯留在海外,引導原籍國的企業出口與外包,推動文化傳播。當然,也還需要一批本土人才充當“企業走出去”、“文化走出去”的開拓者。

對於留學生來說,人才環流的直接影響就是產生了一大批“海鷗”。2008年10月11日,我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了懷雅迅大學商學院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二次海鷗創業論壇,在論壇上我還特意做了“海鷗回國創業現狀與展望”的演講,就特意舉例指出:中國*在2000年某項調查中就發現,551位在13個工業園區設立企業的海歸當中,只有44%的人基本居住在國內;而在國外的華裔移民也是如此,多倫多大學2007年釋出的華裔移民企業家研究報告就統計,加拿大在中國出生的華裔企業家當中,有42%會開展跨國經營業務,這當中四分之三的人曾協助過加拿大企業到中國拓展市場,或協助中國企業來加拿大拓展市場。人才環流的趨勢正在日益增強。

“對於像我這樣的人,留在國外可能起的作用更大。”現任德國一家大學副校長的丁先春博士就曾經說:“我在學校主管科研,學校裡的100多個科研專案都由我管理,這是一個群體優勢。我可以做中德技術交流的橋樑。我所在的這個位置比我單槍匹馬回國來,再去與國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個人回國做出的貢獻大。國外先進的不只是技術,管理更為突出。我在德國可以為中國引入先進的技術,幫助聯絡交流合作,起到一個視窗和橋樑的作用,比我回國成為一個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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