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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會轉變過來？我自己也覺得奇怪。雖然表面上別的同志沒有看出來，但我的確是想通了，我詳細地分析了我的處境，我唯一地就是想到了黨，我明白目前是對我的最大考驗，不僅在勞動中要向自然界鬥爭，向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我還要向病魔作鬥爭。我真正從思想上搞通了，於是我對吐血就一點也不怕了，我在入黨申請書上曾寫過：“為黨的事業我要流盡最後一滴血！”現在我在農村勞動中因勞累而吐了一點點血，這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真是個共產主義戰士，就應該想得開，就應該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現在雖不是一名正式的布林什維克，但我要求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我在組織上雖然還不是黨員，但在思想上要有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現在就是考驗，要克服困難！我願做一個無名英雄。我想，現在農業正在大躍進，我們在這裡挖壟溝（水利化），雖然每天一個人鏟不了多少土方，但是多一剷土就是向共產主義又近了一步，我不是天天地一點一滴地和全體同志在為黨的事業而奮鬥的嗎？我不能因病而氣餒，我要堅持下來，即便每天吐10CC的血，那也得一年以後才能吐盡最後一滴。那時候我的家裡人可能會很痛苦和不幸，但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舊宮公社農民的子子代代的幸福，在建設農村水利化時我犧牲了，我想這是心安理得的。因為我明白了這些道理，所以我的心情就開朗了，醫生叫我全天休息，我偏工作半天，醫生叫我做一點輕微工作，我偏要參加抗旱工作。血現在到底吐了多少，我已不放在心上了。總之我現在不看它，也不怕它了，我覺得累時就稍微休息一下，我想這樣奮鬥就一定能戰勝自己。一個月以來，我覺得情況很好，精神也很飽滿，這一關又過來了，我想這是黨給我的力量，我應該時刻警惕，繼續改造，繼續和病魔作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愧為黨的好兒女！

“8。25”事件

我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成長過程，實際上是在父親的病程中度過的，是在他一次次吐血的恐慌之中度過的。

人說“久病床前無孝子”，我認為此老話兒實在是失之偏頗，我不僅自始至終是一個地道的孝子，而且“久病成醫”，我知道他什麼是“咯血”，什麼是“吐血”，什麼時候只需自我調養，什麼時候必須去醫院，甚至我還學會了一些簡單的救護方法。

如怎樣服用雲南白藥，怎樣用涼毛巾給他敷胸口，或衝一杯濃鹽水等等，至於緊急時該去哪家醫院，該找哪位大夫，我更是爛熟在心，這也是後來我父親不曾離開我半步的原因之一。

自打我懂事起，我就知道父親有“吐血”的毛病，他這一吐就哩哩啦啦地吐了三十多年，吐了就“補”，情況好的時候燉只老母雞，差的時候只有一個雞蛋。

一位長年給父親看病的大夫，後來成了我們家的好朋友，他曾跟我說：“你爸爸真是挺神的，這麼多年來，他吐的血是他自身血液的好幾倍！”

這個經過了三十二年方才印證了的事實，我一點也沒有誇大的成分，可以說在父親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頑強。

由於在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裡，我對血是極其敏感的，幾十年來父親的“小病兒小災兒”從未間斷過，因此不勝列舉，而危及生命的大出血亦不是什麼稀罕事。

但凡父親出現吐血的時候，總是和他或我們家發生的“重大事件”相關連，現在想起來仍舊曆歷在目，令人心急如焚，毛骨悚然！

在我人生的記憶中，永遠有著這麼幾頁沉重不堪的片段：

大約是1967年，如火如荼的“文革”之初，在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曾發生過一次所謂“”事件，父親被慘烈地推到了“主角”的位置。

那天他和幾位“靠邊站”的人一起佈置文化局小禮堂的某次會場，突然一群由各戲校組成的紅衛兵小將衝了進來，指著臺上的鋼琴問紀元：“這是什麼？”

“這是一架鋼琴。”　父親回答道。

小將們說：“你放屁！這是棺材，你們是在詛咒偉大領袖。”

說著話就“命令”父親他們都得靠右邊站好，交代自己“形左實右”的罪行。一位曾屢挨批斗的老者可能是嚇壞了，央求紅衛兵說：“我要去廁所。”

“不成！有屎拉褲子裡，有尿撒褲子裡，誰也不許出去！”　紅衛兵手持“紅寶書”封鎖了所有的出口。

當時的父親別看身體弱，可脾氣不弱，跟小將們辯論說：“請你們上去仔細看看，是鋼琴還是棺材？如果是棺材我立刻就撞死在你們的面前！”

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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