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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回家去。

下一次進研究室，我刻意做了些努力，想弄清楚到底有沒有理由認為有人入侵這裡。移位的書籤已不再顯得非常神秘，而我既然會把別人誤認為薛芙醫師，那麼電話費賬單的問題也可能是我一時恍惚。也許那通電話確實是我打的，只是忘記那是誰的號碼，然後又看錯了通話記錄列出的時間。現在我想找那份賬單卻找不到了，心想一定是自己繳完費便隨手丟掉，然後清潔工又清空了字紙簍。 然而，尋找賬單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這房間裡有些什麼。先前我從未想過要清點，畢竟誰會想浪費時間在這種久已無人使用、無人擁有的物品，陳舊得幾乎只是塵封記憶的東西上？但我好奇心起，開始刻意清點。

沾有黑色汙漬的木椅與木書架；不太白的牆壁；灰色的地毯和門；四個抽屜的金屬檔案櫃，櫃頂蹲著一臺惠普印表機；窗欞旁兩張大而無當的書桌，一張放著一臺戴爾臺式電腦，另一張擺了個大型訂書機；一臺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機放在開啟的包裝盒裡；我自己的書桌則是桌腿邊繞滿電線，底下有一堆打包用的保麗龍防撞泡泡粒，掉在清潔工吸塵器吸不到的角落。

房裡有扇我從沒開過的門。開啟來看，是個儲物櫃，底部放著一臺冬眠中的冷氣，兩旁的安裝架收折整齊。掛鉤上一隻金屬衣架，架上的衣服還包著乾洗後的塑膠套，上方則掛著一頂紫褐色女用貝蕾帽。也許是已故的芭芭拉·海勒曼的東西？我關上這扇門。窗臺上立著幾張彎卷褪色的卡片，我開啟來看，全是學生送給芭芭拉的：謝謝你：你的慷慨和體諒將長存我心。金屬架上有座向日葵形的時鐘，旁邊擺著好幾個釉色鮮豔、看似出自業餘之手的燒陶馬克杯。儘管這些東西本身並不怎麼有趣，但我直到現在才真正注意到它們，這點倒令我覺得有趣。另一個架子上有一隻銅缽，裡面裝著若干小石頭、一塊石英、一顆樅果、一枚發黑的硬幣——仔細看看，是保加利亞幣；還有一個鑰匙圈和一根松鴉羽毛。牆上有一幅裱框的馬蒂斯靜物畫，一個釘著舊課程表的小型軟木公佈欄，旁邊是一張邊緣粗糙不齊、看似手工製品的紙，金字燙印了這段引文：　我想做一些精彩的事。一些英勇或美好的、

獨角人　第1章（4）

在我死後不會被遺忘的事。

我想我要寫書。

——路易莎·梅·阿爾考特　（譯註：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國作家，最知名作品為《小婦人》。

天花板上貼著白色齒孔瓷磚，一角因漏水染上黃漬。房裡的照明是塑膠燈座上的三根日光燈管。

我將房內檢視完畢，好奇心並未大獲滿足，倒是想著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進這裡，掛起貝蕾帽和乾洗衣物，高高興興瞥向那些卡片、那則激勵人心的引文，從包裝盒裡取出那臺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機，為來上課的學生煮咖啡，擺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個性格溫厚勤勉的靈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詳。

獨角人　第2章（1）

同一周的後來某天，我參加了性騷擾防制委員會的會議。像我這樣初來乍到就進入這個委員會，的確不太尋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時，曾是該校紀律委員會的一員，校方認為我的經驗在這裡可能也派得上用場，因此本學期初委員會空出一個席位時，他們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猶豫過一陣子，因為嘗過做這種工作的人必定會遭受的敵意對待。在路易斯安那時，有一次校內聚會，一位資深教授無意間聽到一名大二學生警告幾個新生要小心恙蟲（chigger）——這種昆蟲會鑽進人的面板，是當地常見的惱人問題。那教授不假思索，脫口說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話：“我們不可以再叫它們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著說，“得改說chegro才行。”譯註：這裡是從chigger聯想到nigger（黑鬼） 一詞，後者因意帶侮辱，已改為較為中性的negro，所以該教授也依樣畫葫蘆地把chigger改為chegro。

那些學生很快便察覺這句話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潛伏著種族歧視的嘴臉，聚會還沒結束，他們已向學生會提出申訴。事情鬧上紀律委員會，委員全體一致同意這笑話是一種語言行為（speech　act），顯示說者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感受暗含輕蔑。委員會要求該教授書面道歉，他卻辭職了——此舉在當地報章掀起軒然大波。有好幾周的時間，紀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誅筆伐，儼然成了“政治正確”這個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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