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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統治下，農民除錢糧負擔外，每年還忍受著各種苛捐雜稅的重重剝削，若僅以錢糧負擔來看，似乎並不很重，但從農民全年總的負擔額計算，不但超過了解放後的公糧負擔三四倍，而且是非常驚人與殘酷的。

據永新縣李明秀口述，他是中農成份，全家6口人，全年收入6200斤，每年負擔壯丁費8石，電話費2桶（1桶18斤），橋樑派工費石，運糧費2石，招待費2石，草鞋香菸費1石，鄉公所辦公費2石，屠稅12石（每年殺豬所繳的稅），柴草費1桶半，食米1桶半，田畝捐1石，鄉公所過節費，鄉長到縣開會及縣長到鄉開會的路費和其他用費4石，子彈費1桶，全年總負擔3708斤（錢糧負擔尚未計入），每人平均618斤，佔全家正產物總收入的％強。但解放後，只出公糧1320斤（其中熬糖出公糧4石），每人平均220斤，佔全家總收入的％強。因此，他說，按人民政府對中農徵糧的政策18％來說多出了一點，但比國民黨時輕的多。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14）

又如東鄉縣周仁堂，中農成份，全家10口人，全年收入5150斤（錢糧負擔包括在內），解放前共負擔2720斤，每人平均272斤，佔全年總收入％強。解放後，秋征負擔919斤，每人平均92斤弱，佔全年總收入％。

又如星子縣一戶貧農6口人，全年負擔壯丁費8石，保甲費1石5，公糧2石5，屠稅1石8，縣地方糧1石5，“戰亂”稅1石，採購費1石，修路費2鬥，招待費5升，開辦費1鬥，鄉公所地方糧3鬥，月捐2鬥，草鞋費8鬥，人頭捐1鬥，門牌稅與服裝稅2鬥，戶口稅1石2，辦公費1鬥，共計全年負擔2035斤，每人平均339斤強。

又如崇仁縣一戶富農5口人，全年負擔2538斤，每人平均507斤，一戶中農4口人，全年負擔1790斤，每人平均447斤，一戶貧農5口人全年負擔2751斤，每人平均550斤。

如將上述6戶36人總計計算，共負擔糧15602斤，每人平均負擔433斤。全省農村人口約1200萬，如按每人平均負擔433斤計算，則總的負擔額為億斤。江西全省以4000萬畝土地計算（包括旱地及一部分荒地在內），每年1畝平均產量250斤，全年正產物總產量共為100億斤。這樣國民黨的苛捐雜稅，佔總產量的％強。由此可見國民黨統治時代鄉村農民的負擔是何等的重！但是農村的惡霸地主與鄉長以上的基層官吏，利用政治上的權勢，他們一般不但不出負擔，而且還從中大量貪汙，以飽私囊，有些富農負擔也比較輕，這樣就使農民的負擔特別加重，這說明國民黨的負擔制度是極端不合理的，是農村破產的根本原因。

5、湖南農村的三大特點

抗戰後直到解放前的12年間，湖南的農村像其他國民黨統治區的農村一樣，有過很大的變化，主要是：土地更加集中，使用卻更加分散；封建剝削更加殘酷；起來一批新興的當權地主；加以天災人禍，國民黨當權者的無限劫掠，農村經濟破產達到空前的程度。

在抗戰前，中國土地關係的基本趨向之一，是地權日漸集中，但速度是比較緩慢的。抗戰八年期間，由於法幣的貶值，大批商業、官僚和金融資本都趨向於土地投機。在國民黨統治區，土地的兼併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著。湖南的情形雖不如四川兇猛，但當時即使處於湘北前線的各縣，也都有過土地爭購的浪潮。1940年以後，濱洞庭湖各縣強行攔築的堤垸（即圍湖造田）即達48個。解放戰爭中的幾年，國民黨政府掠奪更緊，又連年災荒，曾引起地價下跌，土地兼併一度遲緩。但農民被災荒逼迫，拋售僅有的小量土地，因而也更造成地主壟斷地權的機會，如湘南、湘中各地災區，以“石谷石田”（即1石稻穀買1石田）強迫收買農民土地者，仍比比皆是。解放前夜，人心待變，土地買賣多趨停頓。

抗戰前，兼併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和少數軍閥官僚分子。抗戰開始後的12年來，換了一批新人物，他們是國民黨的大小黨棍、官僚、軍閥和商業投機家，他們依靠政治權力巧取強奪，又能在投機市場上興風作浪，以進行土地兼併。在鄉村中，新興地主當權派，多是幾位一體的人物，即鄉保長、黨團分子、民意代表、圈子大爺，又兼投機商人，有的更兼土匪惡霸。這些人往往就成為農民起來後的鬥爭物件。一般不會兼營投機商業，不直接參與反動集團的中小地主，有許多也受地主當權派的壓迫而日漸沒落。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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