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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部分勞力強的農奴家庭除耕種百畝份地和“公田”外，還有餘力來開墾荒地，獲得份地以外的收入。這樣，不少農奴就把助耕公田當作負擔，“民不肯盡力於公田”，“公田不治”，井田制這一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日漸沒落。

公元前7世紀，管仲相齊，實行“相地衰徵”，就是根據土地的多少和田質好壞徵收賦稅，代替了勞役制和貢賦。這實際上承認了井田和新開墾的耕地歸各傢俬有。到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國進行重大田制改革，廢井田，開阡陌，給各家各戶按新的更大的面積規劃耕地，授田之後，不再重新分配，長期歸其耕作，當時人們稱此為“制轅田”。商鞅變法後，秦國廢除了井田制，允許平民自由買賣土地。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就進一步承認了土地私有。　。。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2）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頒發了“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進行全國性的土地登記。這是由於秦對於東方六國的土地情況很難掌握。這次登記的目的是承認現實土地的佔有狀況，以穩定賦稅收入。這樣，秦朝也就以國家統一法令的形式，確認了土地的私有權，促進了封建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和助耕公田的井田制相比，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激勵作用十分明顯。《呂氏春秋·審分》中說：“公作則遲，私作則速。”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勞動者也可以流動，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容，所以能夠容納較高的生產力。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封建社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創造了燦爛的、無與倫比的農耕文明。

但是，中國封建社會這種以地主經濟為主導的封建經濟，存在著嚴重缺陷，學者鄭有貴認為，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地主雖然擁有較多的土地，但這並不是為了追求規模效益而形成的規模經濟，而是土地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和使用權的高度分散。在農業為主要產業、基本以手工勞作的生產力水平、土地資源稀缺程度遠遠高於人力資源稀缺的經濟發展狀態條件下，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土地使用費較高，勞力價格較低。這樣，大地主選擇出租土地比自己耕作或僱工經營更合算，而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儘管地租較高，也只能被迫接受租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地主與農民在土地上的關係是契約租佃關係，地主透過出租土地而獲得地租收入，租佃農戶是生產經營者，其經營規模狹小，是分散的小農經濟。換言之，中國這種土地由地主佔有、由佃農經營的經濟，實質上是小農經濟。

二是中國以地主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是小農經濟長期化的根本原因。因為，政府從地主階級利益出發，採取重農抑商政策，抑制商業積累向工業資本轉化，生產要素流動範圍小，這導致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經營方式長久固化起來，生產力長期停滯，新的生產方式難以形成。

三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村的基層政權被地主階級所掌握，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四位一體，形成壟斷勢力，對農民進行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剝奪，農民不僅要承受高額地租，而且還要承受高利貸、賤買貴賣盤剝、苛捐雜稅及本應由地主承擔而轉嫁給農民的負擔等，使農民幾乎沒有剩餘，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有時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為繼，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甚緩。

由於上述原因的存在，中國長達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社會變革，一直走不出改朝換代的怪圈。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長久延續，使中國的生產力逐漸落後於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到了近代，中國的封建制度更加制約生產力的發展，以至國力越來越弱，最後淪為半殖民地。

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30多年中，農民由於遭到經濟和非經濟的多重剝奪，生活更加貧困，農村中土地集中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

正如劉少奇在《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中所分析的：“就舊中國一般的土地情況來說，大體是這樣：即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們藉此殘酷地剝削農民。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農、僱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卻總共只佔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們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這種情形，經過了最近十餘年來的抗戰和人民解放戰爭之後，是有了一些變動，除開已經實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區不說外，有一些地區的土地是更加集中在地主的手中，例如四川及其他地區，地主佔有土地約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另外一些地區，例如長江中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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