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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白的風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後兩篇小說寫青年人強烈的愛國熱忱，著墨不多，人物內在的堅定和毅力也並不直接描寫，但是很有感染力。作品裡的主人公採取那種為祖國犧牲的方式，在當時還是有其教育作用的。《血》，寫小舅子殺姐夫的故事。為什麼要殺？這位三十歲的青年完全出於愛國，因為他的姐夫當了漢奸，替別國人加害於我們的人民，他說這樣的走狗很多，“可惜我只殺了一個！”在法院，他詳細地向讀者講了案情，並希望記者把這事寫到報上，“讓大家都知道身受別國人毒害的人是不大容易忍耐的”。這個可歌可泣的大義滅親的故事，使記者感動得眼睛裡充滿了淚水，今天我們讀來，雖覺稍嫌簡單，但那熊熊的愛國主義之火也引燃了我們的感情。《白的風暴》有兩萬多字，背景是淞滬戰役之前的生活，寫印劇廠工人對現實不滿，反對帝國主義勾結反動派進行侵略。但小說被當局禁止，不得發表。後來，她作了較大的刪改，收在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活路》裡。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帝國主義首先在淞江附近的金山衛登陸。這時他們一家人就往青浦方向撤走，在一個小鎮住了一個多月，又決定遷往後方。由於交通困難，經浙江時，在桐廬稍方停留。美麗的富春江，風景如畫，楓葉似火，居民純樸，可愛的祖國又在羅洪一家人的情懷裡新增了新的戀情。

1937年12月，他們來到進步文藝家的集中地長沙。在報紙上，他們讀到一些朋友的文章，也看到了文藝界的動態。羅洪他們第一個遇到的是魯彥。大家都為中國能向帝國主義開戰感到興奮。在一個畫報社的招待會上，他們見了張天翼，魏猛克、蔣牧良、齊同等人。

田漢長途跋涉來到長沙後，就跟魯彥等人於1938年1月28日創辦了《抗戰日報》。日報的編輯部設在戲院的樓上，那裡成了文藝作家的沙龍。當時，茅盾、張天翼、柳氵是、黃源、錢君（陶右）、朱雯等人都經常為日報寫稿，羅洪也在上面發表散文和小說。

那時，郭沫若從漢口到過一次長沙，文藝界由田漢、孫伏園、楊東蓴等人出面，舉行盛大招待茶會。許多作家、教授、編輯、記者都來參加。招待會由田漢主持，大家濟濟一堂，開得空前熱烈，郭沫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就在這次長沙之行，郭沫若為羅洪和朱雯寫了一副對聯：“憂患增人慧，艱難王汝成”。這是他在香港時作的四首《南下書懷》中的兩句詩。

長沙，好像是個中轉站，很多人並不打算在這裡久居。那時，茅盾擬創刊《文藝陣地》，先離開長沙到漢口接洽，曹禺跟著戲劇學院去了重慶，黃源回新四軍根據地工作，齊同帶家眷前往貴陽。不久，羅洪也於1938年初離開，到桂林定居，因為一個省立高中要請朱雯教書。

桂林高中在離城二十公里的良豐，那裡風景十分幽美，校園裡有山有水，大山洞可容納千餘人。有條小河名相思江；有座小樓叫紅豆院，這大概是因樓前有一株亭亭如蓋的紅豆樹而得名。園裡曲徑通幽，小橋流水，頗有江南園林的情趣，據說是當年仿照大觀園修建的。園裡到處是四季桂，一陣陣香風撲鼻，令人陶醉。

朱雯除在學校任教外，還主編了一個小型文藝刊物，於5月創刊，故名《五月》，刊名系由郭沫若和田漢所題，刊物由生活書店經售，但只出了五期，便因經費不足，人手不夠而停刊。這個刊物的具體編輯工作，主要是由羅洪擔任的。

在這裡，羅洪文思洶湧，思想活躍，寫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編的《文藝陣地》、戴望舒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漢口和長沙的《東方雜誌》、《少年先鋒》等報刊發表。

一到星期六，羅洪總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時風子在桂林排演歐陽予倩的劇本《青紗帳裡》和陽翰笙的《前夜》。在鳳子家裡，他們受到過熱情招待。暑假中，學校搬回桂林，他們遇到了為《新華日報》寫通訊的白薇，以及闊別了六七年、隨上海救亡演劇二隊來到廣西的王瑩。豐子愷有時約他們聊天，他一面喝著老糯米酒，一面說詩論畫。在他後來印行的《教師日記》裡，有兩處提到與朱雯對酌的情況。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興致，為羅洪和朱雯畫了一幅屏條，兩幅尺頁。

歐陽予倩、艾青、歐陽凡海等人來到桂林。救亡演劇隊演出了幾天，各地文藝界的朋友陸續遷移到那裡，桂林便熱鬧起來。夏衍、林林、巴金、魯彥、楊朔也都來到桂林。為了領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傾吐對祖國一片痴情，羅洪夫婦同巴金、魯彥等人一起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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