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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叛變。但從當地人和海軍人員的態度來看，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他們會晤了一些部長及一些地方官員並參加了莫斯科蘇維埃全體代表大會。蔣寫道：

“我很快就察覺出蘇聯社會各部門及蘇聯共產黨記憶體在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激烈鬥爭。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這是我出訪蘇聯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一直呆在國內，我們恐怕永遠不會發現這些。”

國民黨的一些較為婉轉的有關蘇聯的參考資料也未改變蔣介石對蘇聯體制的看法。

還有一個原因導致蔣失望和不滿。蔣試圖與蘇聯解決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尤其是外蒙古問題。在頭一年元月份的《孫越公報》中，蘇聯代表明確表示，蘇聯“無意繼續奉行在外蒙古問題上的帝國主義政策，也無意使它脫離中國”。

但是，只要蔣介石一提起這個問題，蘇聯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態度強硬，毫不妥協。事實上，正是在蘇俄當局的策劃下，於1919年7月6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蘇聯會放棄對它的控制。

蔣介石希望列寧能會見他，但這位布林什維克的領導人此時已處於昏迷狀態，蔣介石與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見了面，尤其是與托洛茨基進行了幾次長談。

使蔣介石吃驚的是，許多蘇聯領導人都十分敬重孫中山，而且最真誠與國民黨合作的多是猶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蘇聯將給予全力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援，他請蔣轉告孫中山：“蘇聯將支援他的民族革命，將給予積極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蘇聯不會直接出兵。”

列寧的病情日益惡化，蔣注意到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國際派和以斯大林為首的國內派為爭奪權力的鬥爭已日趨顯著（蔣介石當時似乎沒見過斯大林）。

使蔣介石擔憂的是，中蘇合作是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的，蔣認為，一旦蘇聯政權得以鞏固，它就會恢復沙皇時代的帝國野心。

蔣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這些都寫了出來。1924年3月14日，他從奉化給一個國民黨高階官員發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蘇聯共產黨不值得信賴，並且他在蘇聯遇到的黨員，對於孫先生惟有詆譭與懷疑而已。他繼續寫到：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蔣介石的這封信在國民黨常務委員中進行了傳閱。但是，他的信和報告在國共合作的熱烈氣氛下，絲毫沒有產生作用。

當蔣介石不在廣州時，鮑羅廷正好到來，在廖仲愷的建議下，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

孫中山看來完全被鮑羅廷的個人風度和性格迷住了。

鮑羅廷是個典型的世界主義者和革命冒險家。他幼年時被送往美國，在那兒接受教育。後來他在芝加哥開辦了一所商業學校，並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鮑羅廷是他的化名，共產國際先後派他去過墨西哥、蘇格蘭（在這裡被驅逐過）和土耳其。

鮑羅廷來到廣州時，還帶了一封蘇聯的信函，宣佈放棄沙皇時期侵佔的中國領土。

鮑羅廷很快贏得國民黨領導人的信任，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個人風度、他的真誠，而且是由於他的個人信念及對三民主義的完全支援。

蔣介石12月中旬才返回廣州。他回到中國後，先回了溪口。孫中山再次對蔣的目無紀律感到不滿。1923年12月24日他發了封電報給蔣，說他此行蘇聯責任重大，應速回廣東報告旅蘇情況，詳細制定中蘇合作計劃。他還寫到，我們尊重你關於政治形勢的意見和你的建議，我們想與你商討此事。

蔣介石不甚情願地中斷了他的個人安排，回到了廣州。他向孫中山解釋說，在他去蘇聯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誠的，是願意幫助國民黨的。但是，蘇聯之行使他失望了。從短期利益來看，“聯俄容共”可能會形成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力量；但是從長遠來看：蘇聯的世界革命計劃比老的殖民者對中國的獨立具有更大的威脅。

同以往一樣，孫中山又一次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他認為，目前的革命形勢迫切需要國共合作，對待共產黨的唯一辦法是，將他們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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