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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歷史問題》雜誌在這個時期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資料，打破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框框，

從現實需要出發闡述歷史科學的任務，力圖重新評價蘇聯歷史上的有關問題。

蘇共　20　大便在這一背景下召開了。20大的召開，尤其是“秘密報告”的逐級傳達，更增強了“解凍”的勢頭。

在這個時期，文學的“解凍”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頭。斯大林時期成百上千的文藝家遭到不公正待遇，這

是文藝界怨氣最大的問題。各種形式的作家會議都發出了加速平反的呼聲，還提出了改組作家協會、取消1946年聯共

（布）中央決議的要求。文學“解凍”浪潮中引起最廣泛社會影響的作品是杜金採夫描寫官僚主義壓制創造發明的小說

《不單單是為了麵包》。小說一發表，就被視為“一個巨大的社會現象”，激起了對社會問題的熱烈爭論。接著，《哲

學問題》1956年第　5期發表的《戲劇創作和戲劇演出的落後問題》和《新世界》1956年的第　12　期刊登的西蒙諾夫的《

文學漫談》，都觸及了　30　年代以來行政命令的文藝領導體制和戰後一系列重大的文藝理論問題。

這一時期，在全蘇展開的清查冤假錯案、大規模釋放政治犯的行動，也在社會上造成了巨大的反響。幾百萬人獲釋

還鄉，成千上萬的無辜者死後得到昭雪，這對社會“解凍”過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

正當“解凍”勢如春潮、一浪高過一浪之時，波蘭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發生了。赫魯曉夫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

於是，從　1957　年初，“解凍”的閘門開始收緊，《共產黨人》、《真理報》和《文學報》等中央報刊展開了對思想文

化界、特別是對文藝界“不健康傾向”的批判。接著，赫魯曉夫在1957年　5月　13　日蘇共中央舉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同

作家的會見中，對文藝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嚴厲批評，並把《莫斯科文學》比做“裴多菲俱樂部”。在這種氣氛

下，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格醫生》只得拿到國外出版，竟獲得　1958　年諾貝爾文學獎。1958年　10　月，蘇聯作協

宣佈開除帕斯捷爾納克會籍。蘇共中央主席團又責成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出面發表講話，向作家發出了“驅逐出境”的

警告。再加上全蘇範圍對他的批判和聲討，帕斯捷爾納克最後不得不寫信給赫魯曉夫，表示“自願拒絕接受諾貝爾獎金”。

由於官方的收縮政策，“解凍”的思潮變得平緩了，但並未停止。蘇共22大又為此思潮開啟了閘門。

1962年　2月召開了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和全蘇歷史學家代表會議，以往被作為“禁區”的大量問題成了討

論的題目：經濟學開始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物質刺激問題展開討論；歷史學中有關斯大林偽造史實的最尖銳問題也

成為議題；哲學揭露了過去對相對論、共振論和量子論的壓制，進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論上的消極影響。根據　22　大

決議和蘇共綱領，會議決定重新修訂黨史、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教學大綱，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重新認識。1962年

2　月　7日，《真理報》刊登了馬利歇夫的文章。文章中說，“贏利應該看成是計劃的主要指標，只有利潤才反映勞動生

產率的變動情況”：“勞動生產率概括地反映在利潤水平上”：“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計劃的核心和動力”。

1962年　9月　9日，《真理報》刊登了利別爾曼的文章《計劃、利潤、獎金》，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計劃和生產、勞

動生產率和獎金、擴大再生產和積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利別爾曼在文章中提出：應當建立一種計劃和評價企業工作的制度，使企業能迫切關心最佳的生產效果。利別爾曼

認為，只要把按品種的產量計劃和交貨期限計劃下達到企業，就可以做到這一點。為此，利別爾曼提出六條具體建議：

1。產量和品種計劃經過協調和批准後，企業的計劃全部由企業自行編制；2。根據贏利率（利潤與生產基金之比）規定各

種物資獎勵的統一基金；3。為各部門以及自然條件和技術條件大致相同的各類企業統一批准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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