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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松古柏，因為發生武鬥死了人，也被鋸倒做了棺木。劉桂鬱先生1968年來到這裡，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殘垣斷壁連線著荒蕪破舊的山門，圍攏著好大一片瓦礫場。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為什麼要重建三義宮，也不知道三義宮是否真的能夠重建起來。明清時期的古建築換成了鋼筋混泥土結構，紅松木雕的神像也換成了泥胎彩繪，只有當年那些參天的古松古柏無法替代，便按照《三國演義》中的描述種上桃樹。時值早春時節，那些桃樹剛剛發芽，彷彿一排排六、七歲的小學生在做午間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著稚嫩的枝椏。

道義無今古，人間有滄桑，我們感慨著，渾然不覺時間的逝去。當我們從三義宮出來，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鐘的光景。按照計劃，應該去張飛廟的，看看天色已晚，只能改到明天去。

剛走不遠，一位衣衫髒亂的少年突如其來地撲到車頭上，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劉桂鬱先生開門下車，大聲地喝退他。我問是怎麼回事？王法文先生解釋說：“那是一個腦袋有毛病的傻子，啥也不懂，就知道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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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文化與旅遊經濟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長劉蘊英女士的接見和宴請。她頻頻舉杯，一方面歡迎我對涿州的訪問，一方面希望我在以後的講學和寫作中多多宣傳涿州。她感慨地說：“如今是市場經濟，涿州也需要發展的機會啊！”

按照劉蘊英副市長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聯的兩位負責人陪同我參觀張飛廟和盧植故里。其中一人，是剛剛上任的文聯主席。早晨8點35分，文聯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後驅車往東而去。

我感覺方向不對，問曰：“張飛廟不是在西南方向嗎？為什麼反向而行呢？”

文聯主席說：“不去張飛廟。那兒沒什麼好看的。”他解釋說，張飛廟和三義宮一樣，原來都是明清時期的建築，後來又同樣毀於“###”。現在的張飛廟，是當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鋼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築。還有一座所謂的張飛古井，其實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臺，1993年遷移到張飛廟南側。我問井下是否有泉水？文聯主席說：“一座裝模做樣的井臺而已，深度不過兩米，哪裡來的泉水呢？”

我又問曰：“張飛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嗎？”

回答說：“也早就沒有泉水啦！”

繼續問曰：“為什麼要遷移到張飛廟呢？”

回答說：“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遊資源，服務於市場經濟。”

我覺得文聯主席挺有意思，臉上永遠掛著不以為然的淺笑，說話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說話之間，汽車已經“西轅東轍”地駛出涿州市區，來到盧家場村。文聯主席說，這個地方就是傳說中的盧植故里。2000年在這裡發現一處東漢遺址，經文物勘探發現同時期墓葬，認定為盧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明白：文聯主席為什麼不帶我去張飛廟，卻要帶我來瞻仰盧植墓呢？

盧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學問家，也是劉備少年時代的老師。漢靈帝時，盧植被徵為博士，與蔡邕等人在東觀校定《五經》、補續《漢紀》，並撰有《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等著作和碑、誄、表、記若干篇。董卓專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盧植仗義執言。盧植晚年隱居於上谷軍都山，臨終前囑咐兒子們從簡料理後事，勿用棺槨，僅以“附體單帛”埋葬於土穴。

我問曰：“當年發現墓葬時，裡面有什麼文物嗎？”

回答說：“只是一個土臺子罷了，並沒有什麼文物。”

我不願意相信。後來打電話求證於劉桂鬱先生，也說並未發現文物。之所以把那個土臺子認定為盧植墓，是因為盧氏後裔一代一代傳說至今。此外還有許多歷史文獻的描述可資證明，南北朝時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即有盧植墓的記述，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年間王寂有詩云：“南臺故址今頹然，漢盧植墓疑相傳。”明朝有蔣一葵所著《長安客話》記載：“涿州境東南有漢盧植墓，土人呼為南臺。”

“附體單帛”而葬的土穴裡當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嘖嘖稱歎。一座沒有任何隨葬物品的遺冢，居然能夠用口口相傳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後認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驚奇。

我們現在看到的盧植墓園，修建於2001年，座北向南，佔地10畝，比起那座頹然的南臺故址氣派多了。墓園前面，是一座明清風格的影壁，高米、寬米。影壁對應的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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