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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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第六卷詩歌風水在江南一座城市有一種方向，一次運動有一種風貌。每一次呈現（或轉移），箇中都深蘊了難以釐清的複雜關係和細節，如果有人願意持續地探究各種因緣際會，那這將是一項重大而有意義的課題。但是，在這裡，我僅僅只想呈現它們，正好像我們生活著，而沒有說起緣何去生活。發生的已經發生，而未曾出沒的也在俟待時機。但是每一次出現，它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甚至可以說，每一次出現就是為了消失，而消失是為了下一次的出現。激情燦爛的北京時代過去了，酣暢淋漓的四川詩歌發生了，接下去是什麼，它是否預示了另一個新的時期，或者僅僅只是上面兩個時代的重複。如果是另一個新的世界，那麼它的新就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從１９７８到１９９２這十餘年裡，詩歌在經歷怎樣不同的變化。因為它是另外的一面鏡子。如果說，它重複了這十餘年，那麼就是說，這十餘年已經成為一種風水氣脈，綿久地橫延著。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然而詩歌卻從來就是舊的，但舊的也就是新的。重複和更新之間存在著一種永恆的辯證法，正好像每個城市暗中呼應，而又各有千秋一樣。

五、皂角山莊（4）

這是一個簡略的中國當代詩歌風水（或氣脈）執行圖，但讀者見了不要以為我真要從正典的風水學角度來談論它（按古之說法：風水又稱堪輿、形法、地理、青囊、青烏、卜宅、相宅、陰陽），這裡所借用的“風水”概念在本文中卻要擴充套件得多，它既是指１９世紀法國學者丹納在《藝術哲學》一書中說的，地理、種族、時代為三大決定文學的要素；也是指梁啟超、劉師培等人說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將導致南北之文的差別。而我以為不同的地理、氣候、風物、習俗，必形成地學意義上的不同詩歌風水，也即是不同的詩歌氣象。或者這樣說：我更樂意稱這裡的風水為一種氣象（有時這一種氣象佔上風，有時另一種氣象又作為主導力量，這也是“風水輪流”的說法）。我早年有一句詩：“我在此經歷風景的整容”，風景可行整容術，乃指不同的風水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氣質與氣象也。

有關中國風水氣脈之走向，日本學者三浦國雄與毛綱毅曠曾於１９８６年５月在日本《建築文化》雜誌上發表過一番見解：“在中國的西北方，想象中的崑崙山即成為生氣之源，氣脈從那裡向全世界擴充套件，其中的三支從北方開始以北幹、中幹、南乾的形式在中國的大地上流動。這三大幹龍與黃河、揚子江等大水系有關聯。從那裡分出許許多多的支流。整個國土就這樣被氣如網路似的東西覆蓋著。‘氣’是沿著中國的地勢，從西方流向東方的。三大幹脈中的南幹，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長江以南一帶。中幹就是洛陽、西安等這樣的大都市吧！北幹，則經過沙漠，透過舊滿洲，延伸到朝鮮的白頭山方向。‘脈’這種東西的流動是很厲害的。與水相似，雖說不是水本身，但因為人們考慮在有水的地方氣才流動，也就是風水中說的‘得水’。”王其亨主編：《風水理論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這便是所謂風水學中的“藏風得水”。二位學者所談的三大幹脈的走向是從純風水學理論這一意義上講的，而我更是傾向於在文學或詩歌範圍內指認唯有南北二幹這一經典（文學或文化意義上的）說法。譬如劉師培便在《南北學派不同論》中從地理學（地理也稱地學，謂風水之別名）之角度討論了文學風格的形成與地理的關係。他從此出發果斷地指出南北之文的差別：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務。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務，故所著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李妙根編著：《劉師培論學論政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在總論之下，劉師培還作了細分，以為南方文學表現為“清綺”、“哀豔”（按：如潘維）；北方則“體峻詞雄”、“粗厲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敘以為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雕琢以為奇麗，故華而不實。”（按：如陳東東）地理不同，詩歌風水亦大不同也。

不僅劉師培，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也對南北之文的不同作過盡人皆知的闡釋：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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