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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當代作家評論》編輯部編輯、《鴨綠江》雜誌編輯。

刁斗自述：向袁可嘉致敬

刁斗

袁可嘉是位翻譯家，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既不清楚他住北京還是居上海，也不知道他具體年齡或供職單位，更未嘗聞說他慈眉善目還是不苟言笑甚或怒氣衝衝。為寫這篇文章，為了使用這個題目，我曾想跟搞翻譯的朋友打聽一下。但我又放棄了這個想法。或許有必要作出宣告的只是一句話，如果袁先生認為一個素昧平生的晚生後輩忽然多禮有些唐突，還請原諒。

截至1984年春天，把我讀過的文學書魚龍混雜地點數一番，沒七八百本也有五六百本，其中外國文學那塊兒，不會少於二分之一。翻譯家的名字，像傅雷汝龍草嬰朱生豪，包括魯迅巴金這樣的“票友”，我也記住幾個，但我從沒認為，除了作品本身，對那些譯者乃至譯文的出版者，還有什麼需要分心想想的。可事情在1984年春天發生了變化。

1984年春天，我大學畢業半年多了，已有了收入可以自己買書，同時，也開始適應我的新聞工作了，其標誌是，我學會了以領導的意志為我的意志，瞪著眼睛說假話已不再臉紅。有一天，我當時供職的單位資料室處理舊書，我買到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一冊（含上下兩本），從這兩本書中，我第一次讀到了一些與我過去讀過的詩歌小說劇本完全不同的東西，也第一次記住了里爾克、龐德、斯特林堡、阿波利奈爾等人的名字，還第一次對一本書的編選者發生了興趣：袁可嘉、董衡巽、鄭克魯。我覺得，他們能編出這樣一本神奇的書，肯定本人也神乎其神，而為這套書撰寫那個長長前言的袁可嘉，定然就是眾神之首。說實在話，那兩本書中的絕大部分作品我讀不懂，甚至讀不進去，也就是說，沒有多少閱讀*；可奇怪的是，面對它們，我產生的“感覺*”卻異常強烈，只要一想到它們的莫名其妙，荒誕不經，裝瘋賣傻，陰陽怪氣，彆彆扭扭，磕磕絆絆，我就會激動得渾身顫抖，血脈賁張，如同與女友在公園角落偷歡竊樂。這是我以前的閱讀經歷中沒有過的——手抄本的禁書刺激或探案集的驚險刺激與此時文字的結構的思想的刺激是兩碼事。這時的我已有性經驗了——在我這裡，藝術與性的連體關係，即是從這時建立起來的。後來我想，那兩本書之所以能讓我身心俱醒，能讓我產生那麼美妙的“感覺*”，除了作品本身帶給我的新鮮體驗，肯定與袁可嘉的“前言”及文中每個譯者為自己所譯物件寫下的評介文字有關。

一種全新的閱讀感受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降臨了。

在那之前，我已接觸到迄今仍讓我喜愛至極的卡夫卡了，對個別其他現代主義作家也略知一二，不過他們給我的震動，遠沒有《約翰？克利斯朵夫》或《靜靜的頓河》那類東西來得強烈。比如，我手頭那本《城堡》購於1980年，可好多年裡，我像K一樣，只能徘徊在“城堡”之外。是的，1984年春天，我被袁可嘉和他所代表的東西迷住了，但那種迷，只是對一個夢中情人的暗中依戀，夢醒時分，我還得坐懷不亂地當“正人君子”。那情形可以稱之為陰奉陽違。究其原因，一方面，我的自我早被我的教育背景做了閹割手術，除了“批判現實主義”，我不知道我還可以與其他“資本主義的產物”眉目傳情，對自己私下裡那種“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文學趣味更是缺少信心；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也是作為一箇中國式的功利主義者，我尚不敢為我的個人愛好去冒風險。那時我的理想早已是寫作，是發表作品，可我視野裡的客觀現實是，按自己內心的指引去寫，多半不會求得“正果”。馬原徐星劉索拉，只是遠處的風景，我需要的，是身邊的作協領導誇我文字優美主題積極思想進步。“袁可嘉”只能作為我偷食的夜草，而不能名正言順地化作乳汁被我擠出，甚至1986年和1987年，它分三次繼續饗我以不散之筵，我擠出來的文學奶水，也還是瞞與騙這個*品廠批次生產的贗品水貨。這怪不得別人，是我自身的問題。那時候，馬原徐星劉索拉已經後繼有人了，可我的腳步仍然踉踉蹌蹌。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刁斗（2）

我的書，都標有該書購於何時何地的簡單記錄，所以，1986年9月，我為什麼去了長春或在長春見了什麼人早記不得了，但一本厚達一千多頁的精裝本《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四冊，卻為我的這次長春之行留下了痕跡。“袁可嘉”再次讓我激動不已，雖然在這冊書的起首和末尾，他的“引言”與附文《我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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