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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晉兵的追趕，樂伯本有以箭射退的把握，但手頭出乎意料地剩下了一枝箭，這枝箭即使射中晉將，也難遏止晉軍的追趕，樂伯只會剩下束手待縛的結果。緊急關頭，樂伯見景生計，他射麋相送，示敬拒敵。他透過射麋，既向晉將顯示了自已的武藝手段，又顯示了自己對追兵毫不介意的心理閒暇；這既是對追兵的威懾，又是對他們的心理征服。在顯露了自己的手段後，樂伯送麋於敵，示以恭敬之禮，實是在暗示鮑癸：不是樂伯不能射殺晉兵，而是不願射殺，惟求和好。樂伯是以示敬的手段弱化或消除與追兵的敵對狀態。追兵不知樂伯僅剩一箭的窘情，心懼樂伯射藝，遂順勢接受了樂伯的敬意。

箭是用來射殺敵人的。樂伯在自己最需要箭的性命攸關之時，把最寶貴的一枝箭作了一反常態的使用，反倒遏止了追兵，死裡逃生，真正是大勇中含有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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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莊王：陳國蓄多，斷其易攻

陳國是一個毗鄰楚國的小國。《呂氏春秋？似順篇》和《說苑？權謀》記述說，楚莊王準備進攻陳國，派人前去察看陳國之情，使者回來彙報說：“陳國不能攻打。”莊王問及原因，使者回答說：“陳國城牆很高，河池很深，糧草積蓄很多。”楚莊王說：“陳國可以攻打。陳國只是一個小國，但儲備卻很多。儲備多就說明賦稅很重，賦稅重則百姓怨恨君主；城牆高，河池深，說明民力已經疲憊。”於是楚莊王領兵攻陳，終於攻取了陳國。

楚國想攻打陳國，需要知道陳國的戰爭防禦能力，但當了解到陳國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實情後，楚國對陳國的防禦能力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兩種估計：一種認為陳國的戰爭防禦力極高，難以攻打；一種認為其防禦力極弱，易於攻打。按說前一種估計是符合事物邏輯的，但楚莊王堅持按後一種估計去行事，竟然獲得了事實上的成功，事情的結果促使人們對此進行深刻的思考。

城高、池深、蓄多是戰爭防禦中重要的物質條件，對此誰也不能否認，但戰爭的防禦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民心的和順，這一條件在戰爭之前難於充分暴露，且缺乏可資衡量的客觀指標，因而常被人們忽視，但就戰爭的本質講，它比前一種條件更為重要。楚國所以對陳國的戰爭防禦能力做出了兩種相反的估計，就是因為偵探的使者僅僅看到了前一種物質條件，忽視了後一種條件，而楚莊王則更注重於其民心的和順狀況，他從陳國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實情中判斷出了其百姓負擔的苛重，預料到了民心的不順，他的估計更能抓住戰爭的本質，因而能經得起戰爭實踐的檢驗。

楚莊王之後約三百年的思想家孟軻為此尖銳指出：“固國不以山溪之險”，認為在戰爭中“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孟軻是立足於更一般的意義上談論戰爭諸條件的比較，其思想和楚莊王是相通的。

一個國家可能不需要戰爭的進攻，但任何國家都需要戰爭的防禦。楚莊王的分析從反面告誡人們，戰爭的防禦需要物質條件，但戰爭的防禦的重點應在於促使民心的和順，且不可以傷害民心為代價而強求換取超過國力負荷的某種物質條件。人們應該常常注意一種事物反面因素的存在和作用。

楚莊王：臣不超己，退朝而憂

戰國時的吳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為臣。《吳子？圖國》和《新序？雜事》中記載，魏武侯與群臣謀劃事情，群臣都趕不上他，武侯退朝後面有喜色，吳起於是對他講了春秋霸主楚莊王的一件事情。

楚莊王曾經與群臣謀劃事情，群臣都趕不上他，他退朝後面露憂色。大臣申公問他為何面有憂色，楚莊王回答說：“我曾聽說，每一世代都有聖人，每一國家都有賢才。能得到聖賢為師的人，才能為王；能得到聖賢為友的人，才能稱霸。現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沒有能趕上我的，楚國恐怕危險啦！”

講完這一事情，吳起接著對魏武侯說：“在楚莊王感到擔憂的地方，您卻很喜悅，我私下感到不安。”魏武侯於是面露慚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謂“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語）的人物，客觀上總有一個才能的高下比較。除特殊情況外，一般說來，或者是君主的才能高些，或者是臣下的才能高些。在君主才能高於臣下才能的時候，魏武侯一類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莊王一類君主卻感到非常憂慮，這兩種不同的心境反映著兩類君主不同的認識觀。

在魏武侯看來，當臣下趕不上自己的時候，正好襯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正好表明了君主所以成為君主的理所當然性。這種情況不僅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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