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一鍋亂燉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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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為了重建經濟秩序，對商業採取了低稅政策，明朝建國前對商人徵收官店錢，稅率是十五稅一，建國後變成二十取一，不久又變成了三十稅一，對於一些民間生活用品，生活資料，文化用品以及婚喪嫁娶物品都予以免稅。而到了明朝中期，雖然商業已經很是發達，資本萌芽已經出現，可是商稅卻少得可憐，再加上一些商人投機倒把，假賬假稅，收到的錢 就連那些收稅官員的跑腿費都不到。

《明史》中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是何遜在1510年擔任了十年的沙市稅課使司，一旦完成任務就會減少對抽稅。而另一位更加的過分，楊時喬，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為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為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為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

不得不說楊時喬還是很有文化的，眼界在當時應該也很高才是，可是1560年，楊時喬榷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大家交稅自己隨心所欲，想交多少交多少，那一年老楊收了七兩的稅銀，可見當時朝廷上下對於商稅極為的不重視。

上下都一個樣，自然這商稅也就收的很可憐。等到大明帝國建立，因為戰亂，百廢待興，自然而然的商稅也就沒有收過，就算是一些有覺悟的商人，也都是象徵性的交上一點商稅，例如在座的幾位國公就是，家裡都有自己的產業，可是人家有著大無畏的精神，本著一切為了國家的情懷，雖然國家沒有收取商稅，但是他們依然交稅，不得不說幾位國公是能臣，也是賢臣，現在可好，既然要重新收取商稅，這怎麼可以，最最主要的是，在座的其他幾位也都有自己的產業，而且還都不小，他們也是屬於那種從不交稅的那種，如果收稅，首當其衝，自己就是要交稅的人，這當然是不可以的。

錢宋話音一落，立刻就得到了投降派的反對，還是那幾句，君王不能與民爭利，歷朝歷代只要是增加商稅，都沒有一個好下場的，基本上都是亡國的存在。

朱熹洛早就知道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也是無可奈何，只能是說道：“收取商稅之事，以後再議，愛卿在想一想，還有沒有其他的好辦法”。

大家又陷入了思考，投降派鑑於朱熹洛站在自己這一方也是很高興。

過了沒多久，一位女聲傳來，聲音猶如夜鶯，宛轉而又好聽，自然這是朱熹蓉的聲音，朱熹蓉年約五十，不過因為注意保養的原因，看起來也就四十多歲的樣子，朱熹蓉一生未嫁，朱熹洛也曾經為朱熹蓉安排了幾次相親，都是各個領域比較有名有能力的人，有武將，也有文臣，甚至還有商賈，不過都被朱熹蓉拒絕，最後朱熹洛也是無可奈何，只能任由朱熹蓉單身至此，成為大明帝國地位最高的剩女。

朱熹蓉說道：“聖上，我覺得開源不一定依靠關稅來增加稅收，前段時間我出訪倭國，倭國以前是我們的藩屬國，也是戰敗國，可是現在短短几十年，他們國家煥然一新，工商業很是發達，出現了大批的製造業和重工業，”。

朱熹蓉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李玉堂打斷，李玉堂是讀了一輩子書的人，雖然朱熹蓉是保皇派，李玉堂倒也沒有畏畏縮縮，武將死戰，文臣死諫，忠臣就要有什麼說什麼，恩，老李就是這樣想的，估計這也就是這些讀書人所說的風骨吧。

李玉堂說道：“朱大人，此言差矣，《山海經》有云，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此後還有大量我中原百姓遷徙於此，倭國本屬我中原屬國，太祖高皇帝曾把倭國列為不徵之國，倭國也奉我中原為主，多次派遣使臣為我朝進貢，而且大戰之後，卻淪為一些西方國家的子孫國，為了迎合帝國主義，更是為他們送去自己的子民充當他們的奴隸，試想這種名族，毫無骨氣，毫無風骨，更加毫無底線的國家，怎麼可能會發展如此，怎麼會比我大明帝國強盛，朱大人何必漲他人士氣，滅自己威風”。

李玉堂不愧是飽讀詩書之人，引經據典，說的是頭頭是道，只不過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和這個名族的好壞有關係嘛，不過李玉堂讀書也沒有把自己讀傻，朱熹蓉是保皇派，自然朱熹洛的面子還是要照顧到的，於是拱手接著說了一句：“朱大人，老朽這也是就事論事，不針對任何人，希望朱大人不要見怪”。

“李大人所言極是，妹妹哪能見怪”朱熹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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