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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與個人之間變化不定。這是不容猶疑退縮之事，而是必須履行的邏輯，是法學家們在將戰爭規則合理化當中認可的一個邏輯。單個人畢竟不能發起戰爭；沒有理由只依靠一個人戰鬥，而不依靠其他男人的參與，這些人之間都有相同程度的親屬關係。這樣，兩個同父母的兄弟便不能成為對抗的兩方：但是兩個異母兄弟，不同母親生的兒子，由於屬於不同的宗族，很可能會對抗起來（他們共同的親族則有義務保持中立）。因此，整個地區就會出現聯合。戰爭雙方共有的支系堂兄弟不必參加。如果屬於不同支系，他們會加入到與其關係較為親近的一方。

這些考察指出了在宗族血緣關係和封臣關係之間存在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之處，在其他方面也是大多如此，特別是在每一方承擔的義務方面，布洛赫認為後者是親族關係的替代物。除了缺乏本質的等級區別，親屬關係是一條其結果不可避免的紐帶。一旦確認並接受，它就不可改變。然而，如果封臣發現自己遇到義務之間的衝突，他可以宣稱親族的重要性高於其他，透過精明的詭辯，相應地分配他的軍隊或者財產。在親族援助不受限制和同祖堂兄弟的義務之間，至少會有一個弟兄的參與。

榮譽與家庭策略（2）

在博韋的宮廷裡，情感不被承認為法律上的依據。博馬努瓦在談到私生子時暗中提到了這一點（確實，私生子只能算是半親屬，因為他們沒有繼承權，但同時在有關禁止通婚的法律規條裡，他們又屬於明令禁止之列）。他說，私生子與他們的同父異母兄弟有著天然的感情（並且是利益共同體！）。“血親朋友”紐帶的嚴密可以清楚地顯示這個問題，但這位法學家依然擔心其他力量的動員。因此，他迴避了這樣一個爭論的陷阱，即親戚必須彼此提供援助，因為這對他希望維護的公共和平具有破壞性。個人總是有拒絕發動戰爭的傾向，以規避戰爭的種種危險；如果是復仇者，他們可能拒絕討論和平。另一方面，他們有權背棄裁判當局的希望，拒絕妥協，其主要的原因在於：私人利益能夠凌駕於家族榮譽之上。戰鬥部隊是為某場特定的戰鬥而被組織起來的；它沒有真正的等級或嚴密的權威結構。

在抽象的觀念範疇裡，“無差別血緣出身”有利於私人戰爭理論。但在實際運用中，這個理論被調整變更了，更看重父系家族的堂兄弟。博韋人並非是充滿想象力的康沃爾人嗎？他們法律的邏輯是從騎士意識形態經歷漫長演進而來的，記述性的和外交的材料給我們呈現了這種演進過程。

在結論中，我們來考察一下親屬關係功能和家族結構之間的互動作用。當我們提到親屬關係功能時，這裡限制在父子關係（婚姻將在後面進行探討），我使用“功能”一詞，其意義類似於數學中的含義。親族關係導致了人們之間平等的關係（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榮譽），沒有親疏區別（堂兄弟和弟兄之間應該得到同樣的幫助和情感的），而且互助是慷慨的而非出於強制。榮譽是親族聯合起來保持和利用的社會資本。隨著每次重構機會的出現（不管是謀殺還是婚姻），都會給這個群體的等級和成分帶來疑問。所謂的封建社會承認在所有世系中這樣的“血親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的可能性，事實上，這種可能經常可以實現的。格蘭德邁斯尼勒的威廉輝煌的姻帶來了“他的親族的巨大榮耀”，騎士強盜—聖邦杜的威廉在內斯勒被絞死時；他的堂兄弟不得不忍受羞辱。儘管他們沒有參與他的罪行，也不怎麼同情他的遭遇，但是他們向聖路易抱怨；結果是徒勞的。如此廣泛的聯盟確實不能阻礙個人。相反，他們使他能夠索要到進行幫助的回報，從一個宗教性機構敲詐補償，或者像寄生蟲一樣倚靠堂兄弟生活，或者為了運動的快樂和戰利品的希望去當兵。貴族的團結聯盟是貴族自由和社會地位的基礎，是他在公眾競技場中獲取財富和名譽的跳板。

因此，準確地記住所有的祖先是很重要的。當我們考察中世紀人們的未有系統闡發、處於純粹狀態下的家族意識時，它看起來與我們的同宗意識一樣；整個世系存在著親緣關係，女性和男性都一樣。以康佈雷的聖奧貝爾修會成員，瓦特雷洛的朗貝爾為例，他出生於1108年，1152年編訂了自己的系譜。這個文獻沒有經過有意識的處理，因為它是牧師的作品。在處置朗貝爾最初的血緣關係——一箇中等家族或者較小的貴族——時，他所在的辦公室給了他相對的自由。朗貝爾對他父親和父親的祖先都很感興趣；但他也不願忽視他母親的家族，每一邊都列舉有相同數量的親戚，因為他母親的家族似乎比他父親的家族更“榮耀”；許多在修道院幫助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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