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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逾於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奏疏上去以後，奉聖旨：

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繫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繫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同上）

居正曾經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現在他創制了，這是他底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簡單異常。他只要各衙門分置三本賬簿。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這是底冊。在這許多專案之中，把例行公事無須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樣造成兩本賬簿：一本送各科備註，實行一件、登出一件，如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查考。居正底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賬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底表現。十六世紀的中國民族血液裡，已經滲入因循底成分，“置郵而傳之四方”，成為一切政令的歸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紙筆底浪費。幾個腦滿腸肥的人督率著一群面黃肌瘦的人，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辦過以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後，另進一個衙門歸檔，便從此匿跡消聲，不見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況，真是不勝警惕。

居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務的辦不通，不是機構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張增加政治機構。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張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紙筆底浪費。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個交代。辦法在紙上說過了，究竟辦到沒有？他要在各科底賬簿上切實註明。在內閣裡，他自己也有賬簿，可以隨時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這是居正底政治系統。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機構。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同時又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尚書是二品，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對於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完全在六科手裡。明朝的大官可以統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樣可以牽掣大官，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實際上是六部的監察機關，各科給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對於國家大事，同樣地可以建言；對於奉旨會推內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及在外總督、總兵的場合，各科都給事中同樣地可以參加；至於光宗逝世的時候，楊漣以從七品的兵科右給事中，和內閣同受顧命，更是特有的創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內閣控制六科，使是一種創制。內閣本來是皇帝的秘書處，事實上不負行政責任，更談不上監察責任，實施考成法以後，內閣實權顯然擴大，所以萬曆四年劉臺劾居正疏，稱“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內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為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劉臺底言論其實沒有說錯。

考成法底實施，在整理賦稅的方面，發生的影響最大。中國人受聖經賢傳底影響太大了。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又勸梁惠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政治家談到理財，好象做了一件虧心的事。漢武帝時代，桑弘羊領大農，在整個國家，因為對外戰爭，已經走上經濟崩潰底路線以後，居然靠著平準政策底運用，“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這是多麼大的貢獻，但是卜式對他的批評，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實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不能沒有國家的經濟政策。沒有經濟，便沒有政治。孟子底主張，是十分取一。白圭問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說；“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說無組織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不十分取一。這是孟子底經濟政策。他那“薄稅政”的主張，用現代的術語，其實只是“養稅源’。國家對於人民的賦稅，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謀經濟發展，人民底經濟發展了，國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機會。孟子底主張，其實不是“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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