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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的社會都沒有希望，每個人的心受著重壓。在她的小說裡也時時浸入一些輕鬆的筆調和俏皮的口吻，傅雷說這像磷火一樣的閃爍讓人分不清這微光是黃昏還是曙色。

夏志清教授在論及張愛玲的小說時說：“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帶些顧影自憐的傾向，但在張愛玲的作品裡，卻很少這種傾向。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對於人生小小的樂趣都不肯放過；再則，她對於七情六慾，一開頭就有早熟的興趣，即是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動態。她能和奧斯汀一樣地涉筆成趣，一樣地筆中帶刺；但是刺破她滑稽的表面，我們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對於人生熱情的荒謬與無聊的一種非個人的深刻悲哀。張愛玲一方面有喬叟式銷售人生樂趣的襟懷，可是在觀察人生處境這方面，她的態度又是老練的、帶有悲劇感的——這兩種性質的混合，使得這位寫《傳奇》的青年作家，成為中國當代文壇上獨一無二的人物。”

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本世紀抗日戰爭，其社會層面深刻而廣遠。無論古今中外，一個作家詩人，所以能夠成為文學史上代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大作家，作品能夠流傳百世，成為人類文化的財富，都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個人條件的。“時代”造“英雄”，是一個樸素的真理。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的一個側面。凡是張愛玲不受功利誘導而從藝術規律本身出發創作的作品多具有藝術的生命力。《秧歌》和《赤地之戀》儘管曾使有的評論家和讀者痛快一時，把它們說成一朵花，其實政治終究不是藝術。批評家應該站在“藝術”的立場，那才是科學，才是真正研究家的藝術良心。不論哪一位作家，試圖以創作解釋、點化政治的，都不會成功。關於《赤地之戀》這部小說，她後來說過：“《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據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第27頁）我們檢討張愛玲創作中的某些作品所以能夠在中國新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除了她真實地、歷史地再現了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深刻的層面、一些活生生人物的命運和人性中的“原始”光輝之外，在技巧上和語言上都表現出一位真正的藝術大師的水平。誠如胡適之教授所說的，她的小說細緻、忠厚、平淡而近自然，應該說小說就該具有這種品格。夏志清教授還說：“張愛玲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可是同時又是一個活潑的諷刺作家，記錄近代中國都市生活的一個忠實而又寬厚的歷史家。她同奧斯汀一樣，態度誠摯，可是又能冷眼旁觀；隨意嘲弄，都成妙文。”還說“張愛玲的諷刺並不懲惡勸善，它只是她的悲劇人生觀的補充。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題材，可是她對於一般人正常的要求——適當限度內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寬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說她是贊同的。這種態度使得她的小說的內容更為豐富——表面上是寫實的幽默的描寫，骨子裡卻帶一點契訶夫的苦味……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雋永的諷刺，一方面是壓抑了的悲哀。這兩種性質的巧妙的融合，使得這些小說都有一種蒼涼之感。”

就中國而言，張愛玲在現代心理分析小說創作方面有著承上啟下之功。她的《金鎖記》、《茉莉香片》等都是這一流派的代表作品。

有人說“蒼涼、荒遠、淡漠，一直是張愛玲的寫作風格；自嘲、諷喻、調侃也始終是她的筆路。”又說她的作品是人性矛盾與時代錯亂的倒影。這些觀點不無道理。“蒼涼”是張愛玲最喜歡用的一箇中文詞彙。她的童年、少女時代、青年時代和日後的人生道路確實佈滿了蒼涼，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不是蒼涼的。但也許這就是張愛玲時代的生活和歷史的底色。張愛玲富有愛心和正義感，她作品中的這種溫馨的寬容及其愛憎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她在上海外灘看見警察打人便寫了《打人》：“我向來不願意看見什麼，就有本事不看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頭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裡飛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然。”（1944年6月《天地》）文章雖短，卻透露出作者“人性”道德中的光輝。

張愛玲遠離祖國，卻是一個走過亂世的愛國者。她一生寫小市民的心態、坎坷命運，表現社會群體中同歷史糾纏得最緊的那部分人的故事。她爬過的格子成為歷史的碑文，橫在東方的天空下，述說悲涼而蒼老的文化。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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