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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王褒傳》）

漢宣帝較司馬遷更通達些，他把辭賦的“辯麗可喜”也肯定了，但卻認為這是辭賦價值“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仍然是“與古詩同義”的“仁義風諭”，也就是道德作用。但事實上我們知道，司馬相如賦的所謂“引之節儉”部分，只是附加上去的一條細小的尾巴，以求在表面上歸順於儒學思想。它的主體部分，卻是所謂“辯麗可喜”的“虛辭濫說”。無論作者還是欣賞者，真正感興趣的也是這一主體部分。也就是說，贊成辭賦的人，他們的理論根據同內心愛好是矛盾的，他們贊成的立足點是虛假的。

這種矛盾和虛假，西漢末的揚雄早就看穿了。他早年寫過不少賦，晚年“改邪歸正”，指出司馬相如的賦是“勸百諷一”（《漢書·司馬相如傳》），“勸而不止”（《漢書·揚雄傳》），實際上起了鼓勵而非批評的作用。但他得出的結論，是對賦的否定，認為在孔子學說的殿堂內，不容辭賦立足。

無論肯定或否定辭賦，從儒家的教化實用價值至上的觀念來要求文學，當然會對文學創作的發展、豐富造成限制。如果《西京雜記》一段記載真實可信的話，那麼司馬相如本人對辭賦的特點及其真正價值是比較清楚的。他說：“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這裡指出賦乃是以美麗的語言形式來描述宏大的世界。但他的作品，卻不能不採用“曲終奏雅”、“勸百諷一”的扭曲形式。至於那些創造力不及司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統治越來越深化的時代的文人，他們的創作就更缺乏生氣。實際上，漢代文學始終就是處在兩難的境地中：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哪怕是表面上）成為儒學實踐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認可而獲得發展的可能；而為了這種認可，它又必須壓抑自身的文學特質而難以發展。

相應的現象是：漢代雖然出現了以文學為事業的文人群體，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尤其在西漢時期，這些文人作為“言語侍從之臣”（班固《兩都賦序》），追隨皇帝左右，以皇帝感興趣的材料製作辭賦以取悅之，人格上缺乏獨立性。他們也為此深感痛苦。如枚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偶”，“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漢書》本傳）。東方朔也自知他這樣的人“應似俳優”（《漢書》本傳）。就是辭賦大家，漢武帝誤以為古人而“恨不同時”的司馬相如，也並不以文人為榮。他的人生理想，還是要作一個政治家或儒學學者。他羨慕戰國時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可見一斑。晚年司馬相如因為對自己所處地位的不滿，稱病離開了宮廷。

總而言之，對文學價值更高的重視和更深刻的認識，文人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還要等到魏晉時代才出現。

漢代文學又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統的局面下，出現了普及於全國的文學樣式，和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的文學網路。這一點截然不同於先秦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並在後世得到長期延續的現象。

先秦時代的政治局面，是諸侯分封，彼此相互聯絡又相互獨立。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詩經》有王畿的“雅”與地方的“風”之區別，“風”又有十五國風；

《詩經》全體又與楚辭構成南北文學的區別，等等。秦統一中國並統一文字，首先為全國性的文學交流準備了條件。漢以後，地方性的文學樣式漸漸消歇，代之以全國性的文學樣式。以漢賦為例，西漢前期的辭賦，尚帶楚辭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後的辭賦，則已吸收了先秦時代南北文學中的多種成分，如《詩經》的四言句式，楚辭的華麗表現，戰國諸子散文的論辯色彩和誇張渲染的手法等等，成為全國性的文學樣式。至於漢代才出現的五言詩，也不是在一個地方文化圈裡形成的。雖然我們對五言詩如何萌發的情況尚不夠清楚，但至少可以說，當它成熟的時候，就已經是全國性的文學樣式了。

上述現象又同以京師為中心的全國性文學網路的存在直接相關。先秦時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雖相互影響，但卻是平行的存在。在漢這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成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關係，而是統馭關係。文學風尚的傳播，以京師（尤其宮廷）為中心向地方擴散，同時地方也向中央反饋。這情形猶如東漢童謠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譬如漢代詩歌演進為整齊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國齊步一致，這一種苗頭，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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