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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並怎樣互相影響，等等。要寫好一部文學史，是一項浩大、繁難的工程。

這是我們的追求目標。我們的實踐與這目標之間肯定存在著距離。

概說

在中國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類生存。除了著名的“北京人”（約生活於五十萬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雲南、四川、陝r西、山西、內蒙古、河南、山東、江蘇等地，都發現了比“北京人”或早或晚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化石或活動遺蹟。

舊石器時代，人類尚處於矇昧野蠻的階段。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關係的，是大約始於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為止，國內已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有幾千處。地下發掘證明，我國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約相當於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間），已經發生顯著的階級分化，上層人物擁有遠遠超過常人的財產，以及標誌身份、權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緻的玉斧）。這表明原始氏族社會正在瓦解，國家機器開始形成。關於中國的古史，古人一般認為始於“三皇”或“五帝”，以後是夏、商、週三代。現在看來，“三皇”、“五帝”都是無法證明的傳說。夏王朝的存在，雖為許多學者所相信，並有不少人認為傳說中禹的兒子啟以子繼父，改變領袖由公眾推舉的慣例，標誌著國家的產生，但這些至今未有確切的文獻可供證明。我們只能說，傳說中夏王朝的開國，大致相當於新石器文化的晚期。中國長期存在的大一統思想，使得前人習慣於把中國的遠古社會就看成是一個完整的實體，併為之虛構出某種政治、文化的中心（“三皇”、“五帝”之說，便由此產生）。其實，這並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目前已發現的我國新石器文化遺址，如星羅棋佈，分散在極其廣大的地域內，相互之間並無從屬關係；相隔較遠、不同型別的文化，往往有顯著的區別，說明彼此之間具有較大的獨立性。以中原的仰韶文化與長江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相比，前者的主要糧食作物是小米，後者是水稻；前者的居室是半地下或地面上的木結構建築，後者是架設在木樁上、地板高出地面的“幹欄”式建築；前者出土的陶器，多為彩陶，後者多為黑陶。所以，僅僅將黃河流域視為中華民族的搖籃，顯然過於狹窄；應該說，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即使在中國統一以後，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也始終存在。

但是，在中國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匯的過程中，黃河流域的文化顯然佔了主導地位。

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個族群、邦國之間，為了奪取土地、人口、財富，為了擴大生產規模，不斷髮生戰爭，導致相互兼併和國家機器的成熟。這個過程，在北方比南方來得劇烈。在中國古代的南方，氣候溼熱，多山林湖澤，天然物產相當豐富，維持生存也比較容易。因此，發展集中的農業生產，從事大規模的戰爭，既沒有很迫切的必要性，也沒有充分的自然條件。於是分散的自然群落，便得以在長時期中維持下去。在天然物產缺乏、卻便於發展集中的農業生產的黃土高原和黃淮平原上，更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為強大的群體，以展開生存競爭。我們可以注意到：無論傳說中的還是信史記載的上古時代的大規模戰爭，如炎帝與黃帝之戰，黃帝與蚩尤之戰，商湯伐夏桀，周武伐商紂等等，多發生於北方。夏姑且不論，商、周作為中國最早的有信史可徵的王朝，都是興起於黃河流域。與此同時，也就產生了中國最早的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的思想學說、禮儀制度、文化機構。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商、周的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相比於其他地域的文化要早熟得多；由於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它們所發生的影響也更大。

商起初是黃河下游的部族，大約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即傳說中商湯伐夏桀以後，成為華北諸邦國之長，到公元前十一世紀為周所取代。它是一個奴隸制國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陽小屯（商舊都所在地）發現了大批刻有文字、用於占卜的甲骨，證明漢字在商代已經基本定型，漢字最重要的特點——在每個單一符號中包含音、形、義三要素——也已經形成。甲骨文並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東大紋口文化遺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簡單的文字元號，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種文字元號還處在雛形階段，並且不能表達連貫的意義（不能組句）、所以至今難於識別。甲骨文雖然很簡略，卻是關於占卜結果的完整記錄。使用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主要標誌。從文學角度來說，文字既為書面文學提供了基本條件，也在某些方面決定了文學的特點。譬如，中國文學重駢偶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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