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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之內，大字報像雨後春筍遍佈校園。學生、老師、行政人員、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寫大字報的熱潮。埋藏得很深的隱私和汙垢統統都挖出來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驚的新聞傳出。教師頭上神聖的光環，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現在消失殆盡。老師必須放下臭架子，向他們的學生請教；連父母都得向子女學習。當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現在須得洗耳恭聽老百姓的意見。天地顛倒了，美猴王橫空出世，法力無邊。一場大革命已經發動，山雨欲來風滿樓。

回想起來，“文革”開始時我感覺相當良好，體驗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優越感。但就在這些新鮮的自由和熱鬧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學生食堂吃午飯，快走到噴泉的時候，遠遠瞥見那兒圍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發生了什麼。噴泉過去是我們學校的一景，飛濺的水花飄忽在風中，背後映襯的是搖曳的綠色垂柳，周圍空氣潔淨清新。在北京，這可不是普通中學能夠享受到的奢侈。“文革”開始後，噴泉的水源被關閉，水池底部積了厚厚的一層淤泥，夾雜著亂拋的紙屑和玻璃碎片。

此時我看見一位中年教師正在噴水池裡，衣服泥跡斑斑，頭部鮮血淋漓，周圍有一些學生在向他扔磚頭。他左閃有避，在泥漿裡爬來爬去，不覺中，繞著噴泉轉了一圈又一圈，像動物園裡關著的野獸。目擊此景，我一陣強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頭走開，我差不多要當場嘔吐出來。我沒心情再去吃飯，一丁點兒食慾都沒有。

回來坐在空蕩蕩的教室裡，我暗自思忖為什麼會突然這麼六神無主：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們中學的老師。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許有一點，也許根本沒有。畢竟我對他毫無瞭解，萬一他是反革命或壞分子呢？萬一他真犯了什麼彌天大錯，因此罪有應得呢？所以還不單單是這位老師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麼究竟是什麼？

我突然意識到我是對剛才一幕的醜惡不堪忍受。就是這麼回事！從前我讀小說，看電影，裡面講到英雄受難時，總是那麼壯烈，那麼崇高，給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現實中，在我眼皮底下，這種折磨競表現得這麼骯髒，這麼卑劣。我真希望我什麼也沒看到，以免破壞我心中的英雄夢。

這位教師大難不死，但另一位教美術的陳老師卻沒這麼好運。陳老師瘦高個，黃面板，留著長髮，那是頹廢的標誌，所以有人說他像電影裡的間諜。他總是神情憂鬱，抽菸抽得很兇。“如果一個人不是心懷鬼胎，不是對新社會不滿，他幹嘛這麼一天到晚不停抽菸？”一個同學這麼問我，期望著我的由衷附和。“更別說他過去還讓學生照著裸體女人的石膏像畫素描，分明是毒害我們青年！”就為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級學生活活打死。

我聽到這個訊息，再次感到極度困惑。整件事簡直就像一個拙劣的玩笑，可這卻不是玩笑！陳老師頭一年還在教我們，他不像林老師，愛做什麼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與學生為敵。他彬彬有禮，為人寬容，如果學生顯出一點繪畫天分，他會非常高興，但即便學生沒有藝術細胞，他也不會為難他們。就這麼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認識的第一個死於非命的人。

住在陳老師旁邊的蔣老師教地理，陳老師高高瘦瘦，蔣老師卻矮矮胖胖。兩人都是單身漢，又都教輔課。“文革”前，蔣老師有兩個特點廣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邊幅，二是他上課從來不帶講義，只帶一支粉筆。然而，很多同學都認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學問的教師，他的大腦袋裡裝滿了地圖和書籍。如果說蔣老師從前就頗得學生敬佩，那麼“文革”開始，陳老師被打死，蔣老師受歡迎的程度卻有增無減。到了1966年8月，紅衛兵開始在全國大串聯。出發前，人人都想從蔣老師那裡討得幾條錦囊妙計，回來後，我們去找他聊天，回贈他幾段路途的見聞，能借機在蔣老師面前顯露一下我們的見識總讓我們得意非凡，這樣在8月到12月這段時間裡，蔣老師的來訪者絡繹不絕，歡聲笑語隔著宿舍樓的池塘都能聽見。晚上，他房間的燈光總要亮到一兩點。藝術給陳老師帶來災難，地理卻給蔣老師以福祉。

1966年間，與那些對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師們比起來，我們學生突然威風了許多。即將來臨的入學考試取消了，現在時間完完全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這一轉變非同小可，過去總是老師。家長、領導叫我們做這做那，學校的課程門門都是必修的，時間排得很緊：一天6節課，一星期上足6整天。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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