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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傳人矣。

先生早歲入同盟會為會員，革命大義，不只習聞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認識國民革命為最深，近年未著黨籍，然未嘗一日不以中國國民黨之榮枯盛衰，引為自身之休慼，嘗謂今日之吾輩責任，在保障中華民國，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國國民黨，欲恢復中國獨立尊嚴與求得中國自由平等，宜全國協力，國民不能對黨冷淡，而黨則必須自重。其論釋三民主義，見之文字談論者，謂民族主義之中心在春秋大義，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之傳統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併，其手段為國防。民權主義之中心在造成中國的徹底民治，其途徑為尊重不違國家利益之言論自由，使人人對國事具有負責之自覺，在戰時則應絕對尊重國家紀律，而其手段為教育。民生主義之中心在使民眾普遍有生活，而在戰時應使人人樂意過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則為經濟建設。此皆能把握三民主義之最高義諦，同盟會時代之意氣與血液，民元以後革命黨人之艱危奮鬥，貫注於先生之腦筋而凝集為真誠篤實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愛國公識而努力，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洵非塗飾門面者可比。先生嘗語餘“民國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為總統府秘書，引為畢生之殊榮，十載艱難，何幸乃有繼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國領袖，國民黨員如何可以不盡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徹心脾也。

先生自民國二十四五年後，對餘之交誼由文字氣誼進而為道義之切磋，半年以來，過從談論尤密切，其論世界局勢，論敵情，論戰局，論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殫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兩段談話，宜追紀之以告於同志與青年。

其論國事前途者：謂“千言萬語必須鞏固國家基礎，他事有可商，此義無疑問。中國前途決定有希望，但同時不是無危險。中國國民黨在歷史與道義上負有保障民國之責任，亦有權要求人民以服從戰時政令，以鞏固國家基礎，然負責所以求成功，此為最要義。一切政治經濟與國防上之缺點，必須勇於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須敏於發覺，勤於救濟。負公務責任者，其身傷欺其責任本同於黨員，應自知為公僕，不能再洩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義。中山先生之國民革命，原是要國民大家負責，所以實行民治是天經地義之事，但不斷改善實際，尤應放在實行民治之口號之先，今日大家應負責不可自己有責不負而卸責於他人，黨內之黨員如此，黨外之國民亦如此。譬如作戰，部隊位置有前後而任務無分別，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語盡之矣，而尤要者為提倡風節善導青年。”

陳布雷痛悼張季鸞（3）

其論提倡風節善導青年者，謂“今日士流之風氣最可注意，而青年訓練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極可愛者，但青年界現象亦有極可憂者，青年只要有熱情，有才氣，有志趣，則幼稚急躁並不足為患，惟浮薄放蕩，冷酷頹廢，不知自重，流於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則無異國家百年生命之自殘，因前者不過是浮面病象，而後者乃是難治之痼疾，凡標新立異，激越以鳴高，其實皆出於貪競自私，無以自立，故無以自守而自重。國民教育應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為有建國醫國共同意志之國民，必須期待每個人有剛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則國家利益所在，即天職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中國之前途，乃有真實繼起負荷者。中國本來有教導做人的極好標準，餘以為即在《禮記》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為漢儒偽託，要知即令漢儒所為，但其所提倡剛健特立之儒行，實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國欲成為世界第一等國家，此必須特別提倡。”先生告餘此語時，目炯炯而語音特沉著響朗，如有千萬俊偉青年環立其前。越日而《大公報》有“論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別標揭“儒行”，此當為先生最後嘔心傑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檢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報》社評與儒行本文而一讀之也。

季鸞先生所給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茲均略之，謹述其有繫於國家民族與教化之大者，泫然書之，而猶不能盡。嗚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遠不死，奕奕光輝，如在左右，邦人諸友，吾黨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陳布雷對張雖無國民黨黨籍，但服從蔣介石的評價大體是符合事實的，解放後也有人稱張“親蔣”、“媚蔣”，“《大公報》對蔣介石是小罵大幫忙”等等，但是無可否認，張季鸞是愛國的，對重大事件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為1919年，張在上海《中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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