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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有時對侍從室工作,對宣傳工作有批評和要求,陳布雷也奉若聖旨,不勝惶恐之至;對蔣介石的榮辱也非常關心。
如1944年4月27日日記中:“……四時參加特別小組會議,檢討宣傳業務,出席者十四人,張部長報告畢,總裁作結論指示宣傳方面之缺點,謂最大之病在精神上受人脅制,不能堅持黨與主義之立場,尤以戲劇、電影漫無別擇,引為痛心,語極悲痛,六時卅分散會歸,反躬自責,不怡者久之……”因為宣傳方面陳布雷主管,所以他“反躬自責不怡者久之”。8月23日日記中對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一文表示是攻擊領袖:“……閱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所著‘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長約三萬餘言,任意詆譭,殊堪痛憤,中共近月來竟直接攻擊委座,想見其企圖之惡毒矣……”,8月26日日記,陳布雷又記:“……讀8月2日解放日報范文瀾之論文,與陳伯達所作‘評中國之命運’,同為直接攻擊委員長之文字,###態度突變至此,顯冀獨立一幟,與本黨正式抗衡,此必有國際背景,不可謂與蘇日問題無關也……”,陳布雷多病痛,蔣氏夫婦均十分關心,9月3日日記中:“……委座來餘室中小坐,殷殷詢病狀,囑不可誤服藥而去……”又,9月4日日記:“……委座此次對餘病狀特表關切,囑令今日勿工作,且訝餘為何不檢血液……六時,委座下山赴渝,命餘且留山中休息一天,甚體恤周至,真令人感激無似矣……。”1944年3月3日蔣介石又“痛言黨內宣傳之不充實,無氣力,言之甚為憂憤,觀其容態,殊悒悒不怡,既而約餘外出散步十分鐘,在山下新舍小憩,與餘所言多沉痛之語,一時後始回官邸午餐餐罷,略坐,殊覺無言可以慰藉之,乃辭別返室……”。陳布雷正在為蔣介石起草《精神總動員紀念廣播詞》,3月11日將二改稿送蔣介石,“……委座將廣播稿修改發下,再為整理,即復繕寫,十一時畢,山舍清靜,十二時孫哲生院長奉約來山,餘陪之小坐,即到官邸談對蘇外交等各事,午餐已二時,餐畢送其下山,委座又將廣播稿發下,竟將廣文中段完全抽去,而以五年前頒發之綱領嵌入,意在喚起各方注意,然文氣夾雜甚矣,小睡未熟,五時許,自誠等將稿抄記,為略閱之,不暇詳對也……”,文章改來改去,“文氣夾雜甚矣”,陳布雷不免發點小牢騷,但是陳布雷是忠實於蔣介石的,3月21日日記:“……午餐後不復睡,雜閱書報自遣,得淪波書,論新聞檢查事,‘新華日報’有‘甲申三百年’文字,意欲煽惑暴動,此等文乃不扣禁,實新檢之失職也……”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產黨把其定為警戒文,而陳布雷卻把其作為“煽惑暴動,”可見其思想與蔣介石之一體深矣!而陳布雷對蔣於己之關切真是念念不忘,7月29日一天他閱讀檔案和修改(起草)大量檔案後,“……流汗工作至黃昏始止,然餘念委座對季陶所言,佈雷最勞苦之語,則又自愧無以副其實也……”(7月29日日記)。對蔣介石改文稿,一改再改,陳布雷是最感頭痛之事,9月3日日記記:“……九時卅分,委座約談交下開幕詞稿命再整理補充,又指改易次序,受命而退,……十二時卅分委座始來閱……三時卅分起改開幕詞,若拆開再拼湊即與重撰無異,心甚煩悶,最後往請示,奉諭次,仍須補充,其時腦筋漲痛,以車至復興關,周遊而歸……九時後修改文字,十一時卅分畢事,十二時就寢。”9月12日日記又記:“……四弟攜來張部長治中擬稿之關於中共問題商談經過書面報告之件,……此件重要,覺非先為商核不可,……閱讀張部長之報告稿,文長一萬六千字,其中包含檔案十一件,覺脈絡要點尚欠分明,然時間甚緊,只能說明部分為刪其較刺目之字面,並於結語中為加入一段,說明軍令政令統一之必要,政府對於民主自由之態度及仍不放棄期待之意,既成後,於十一時到行政院謁委座面陳,談十五分鐘而退回寓已十二時矣,”陳布雷下午又處理了許多事,“四時卅分,委座約談,交下張擬之報告,命加入前文一段,餘再四陳述不必加,且實有困難,但委座堅以為非加不可,且中間有商改之處,即往訪文白談五十分鐘……”,陳布雷真是頭痛極了,“餘實疲亂不能運思,擬以此繁雜之件囑希聖起初稿。”陳布雷只好一推了之,這恐怕是第一次。10月10日為了蔣介石一篇廣播稿“……至夜十時,委座電話絡繹不斷指示追改文稿凡八次……”,11月10日日記:“……十一時卅分委座約往談,交下文稿,面示修改之點,修改處雖不多,然餘此文乃一箇中心主意到底,而委座欲於每段加一子題,其難實無以復加……”,陳布雷在日記中不得不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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