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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報之”之心,於是又抱病“屏除雜念”,奮身相從了。陳布雷當時是在杭州休養,6月5日陳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記有記載:“……十一時,立夫來談,詢予病狀,切勸絕對靜養,勿縈心於外物之變遷,謂煩惱何人皆有,貴在善自排遣,我等既無特殊嗜好之娛樂,則應別求心思之寄託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問題,均可使當前擾我心曲之煩惱暫時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闡明唯生哲學者,誠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強自排遣之一方法,勸予亦作而行之,並述其對於建立民生哲學之理想,談約二小時而去,接謙夫函,貽予以《聖經》上之二語,謂“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陳布雷在日記中又記下:“……接牯嶺委員長來電,復餘支電,囑令安心靜養,既感其意,亦復自愧,蓋餘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態復萌,行年五十……殆將以悔吝終其身耳,可悲可嘆……”6月8日日記載:“……午後疲憊抑鬱,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為不可使蔣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蔣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陳布雷在休養中思想翻來覆去,鬥爭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對救國之法卻極關心,6月9日他接待裴復恆,記下裴君“……近兩年專心辦學,極肯用真實工夫,為餘談其辦學之心得及對現時教育之意見,有極警切中肯者,如謂目前第一需要在訓練各種技術人材,……從此著手而從實質上將國家現代化!則理論左右之爭,絕不值得重視而將自然消滅也,此語真有見地……”陳布雷非常讚賞科技救國的做法,對於政治上之紛擾內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勸其繼續休養,如6月10日日記中記:“……九時,謙夫先生來訪,堅勸餘以身體為重,應立下決心,請一較長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貽誤,彼此次接兩函知病狀如此,極不安,故特由滬來京專為此事,向餘切勸,並攜來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請三個月之病假,方是療養辦法,若帶病苦幹,真是與生命相搏,決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強也’之語,手足朋友之關切,殊令餘感動……”6月11日日記中載:“……接四弟來信,勸予向委員長直陳病況,請假二三月,移地療養,其惓惓想念之情慾言又止之意,充溢於字裡行間,五妹亦函允默,詢餘病狀,骨肉關切至此,而餘終無法以慰……”陳布雷在杭州因病體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蔣介石已派他任廬山訓練團之團附了,6月12日日記中載:“盧參謀集賢自牯嶺來,攜來學素函及鐵城、辭修各一電,知餘被派為第一期訓練團團附——又攜來蔣夫人所贈之回憶錄英文字一冊,蔣夫人並有覆允默函,囑餘安心靜養,勿亟亟去牯,且謂委員長已知餘病中之情況,決可相諒云云。午後小睡一小時,讀回憶錄之英文字,描寫生動,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辭有太激直處,對西安事變中軍政當局採取嚴峻政策不無指責過當,是其疵病耳……”可見宋美齡對西安事變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諸於眾,不過,陳布雷卻認為是“指責過當”。
在病痛和苦痛中決計隨蔣抗日(2)
陳布雷還是準備上廬山,6月19日日記中記:“晨6時醒,忽然雜念紛起,覺非即去牯嶺不可,百計鎮靜,不能入睡,七時十五分,接學素來函謂餘病殆由憂患所致,為根本治療(一)唯有積極興奮(二)則決然引退,如兩者均不可能,則將始之終之為憂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極不確當,即覆彼一函,告以檢驗後之病狀,以山中事繁,擬即扶病來牯,進退問題,當俟暑期終了後考慮之……今日精神極苦悶極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鬱悶難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陳布雷畢竟是愛國的,他對日本之野心表示極大之關注與警惕,6月21日日記中載:“……閱報載近衛內閣,將對川越茂歸任新訓令仍以廣田三原則為出發點,先謀中日間為懸案之解決,將先從易解決者,如某項交通問題及華北經濟開發著手云云,各報登此訊息,均不免作悲觀之猜測,以餘觀之,殆為日方事前一種試探,故略放此項訊息也,自西安事變結束後,日方高唱‘對華新認識’。而實際則為靜觀主義。靜觀者何。即欲覷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國人一面苟安,一面虛怯。乃竟以為日本將自動轉換方向,此本樂觀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觀矣!”
陳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輪船,下午1時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參加訓練團第二總隊升旗典禮,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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