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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日本外務省根據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報告和建議,擬定了《對朝鮮政策三條》,內稱:“雖有借朝鮮拒收國書之無禮挑起戰端的主張,但我國尚未派遣敕使,原本是由甘於屈辱謬例的對州藩代為轉達的,難以立刻構成開戰”的理由。因此,必須:變對方拒收國書為良機,暫時斷絕於朝鮮的往來,待對州的謬例自然消失,我國國力一經充實,斷然著手;派木戶孝允從三位為正使,宗氏為副使,率軍艦兩艘前往朝鮮,責其擯斥我照會王政一新之罪,並交涉開港開市,簽訂往來自由的條約,如若朝鮮不從,即斷然討伐;與清政府訂約,一經清日平等,朝鮮自然退居下位。然後,途經朝鮮王城,迫使朝鮮接受不平等條約。
明治政府所要追求的政策目標是,既要利用朝鮮要求日本修改國書文字的時機,單方面中斷與對方的傳統聯絡,又要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透過與中國定約,使日本處於與中國比肩同等的地位,造成即使出現與朝鮮“議論和戰局面”,也因中日已建立“通訊”關係,中國不能像壬辰戰爭,明朝軍隊援助朝鮮那樣容易行事。
外務省的《三條》,實際上先後被明治政府採納。同一時期,日本右大臣巖倉在其《朝鮮論稿》中,著重強調朝鮮的戰略地位,闡述“徵韓”與日本大陸政策的關係,指出:“然朝鮮之事,仍北連滿洲,西接韃清之地。若綏服之,實乃皇國保全之基礎,將來萬國經略進取之基本”;主張對朝鮮“寬猛恩威並施”,避“大戰”而使其“屈服”。
日本為使取得與中國同等的國際地位以壓制朝鮮,於1871年7月派議約專使與中國全權大臣李鴻章在天津談判。9月,中日兩國政府簽訂的《修好條規》和《通商章檢海關稅則》是一種類似互助、平等的條約,這對推行日本的朝鮮政策來說,已經達到目的。在國內,是年7月,明治政府發出“廢藩置縣”的命令,徹底消除了諸侯的封建領地及領主權力,名副其實地使日本成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看守政府在推行內政改革的同時,加緊侵略朝鮮和中國臺灣的準備。1872年,日本兵部省改建為陸軍省和海軍省,頒佈徵兵令,著手建立近代化的常備軍。這樣,到是年歲末,明治新政府已基本上奠定了統治日本列島的基礎。在他們看來,除所謂中國清政府與朝鮮的“宗屬”關係的現狀尚待清政府澄清外,似乎已大體完成了“徵韓”的準備,所餘的就是製造“斷然討伐”的口實了。
明成皇后7(2)
1872年初,日本政府收回了對州藩代理中央政府辦理朝鮮外交的特權,外務省派森山茂抵達草梁倭館,並連續製造事件,肆意挑釁。同年5月,居然在倭館拘留朝鮮差備官;5月下旬,連同倭館差使在內的54名日本人犯起禁界,闖進東萊府,製造了持續十數日的“攔出”事件。但是大院君政府對日本頗為容忍,邊境軍民也在耐心等待世態的平息。
是年9月,日本政府派外務大丞花房義質步兵兩小隊,乘兩艘軍艦抵達釜山,以日本外務
省名義單方面強行“接受”草梁倭館。至此,原來純屬朝鮮政府接待、安置對馬藩商人、便利朝日貿易的倭館,竟被更名為直屬日本政府的“大日本公館”,成了日本對朝鮮從事政治、經濟和軍事侵略的據點。日本陸軍甚至派遣間諜,著白色林衣,戴韓帽,從釜山行至東萊,打探朝鮮局勢。
接著,日本政府根據太政官的命令,於10月,一方面單方中止了兩國間的傳統貿易關係,廢了歲遣船,另一方面公然宣佈對進出朝鮮的貨物一律免稅,公開鼓勵對朝鮮進行走私貿易,想用商品這尊大炮轟開緊閉的朝鮮大門。對於日本的挑釁和軍事威脅,大院君採取強硬態度,更不承認花房義質的身份,明確表示,倭使乘軍艦而來,不能予以理會。於是,花房無可奈樹,滯留數月後,只好無功而歸。
進入1873年,朝日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是年春,日本商人的走私活動更趨猖獗,眾多無照商船頻繁出入於釜山港,甚至連東京的政商三井組也在釜山進行大宗走私貿易。大院君政府對日本的強盜行徑針鋒相對。同年5月,朝鮮軍隊開始在使館附近海岸巡邏,取締不法行為,撤供撤市。5月末,日本政府舉行間議討論對東萊府撤市停供的對策。太政人臣三條認為這是對日本的“凌虐”,有損日本國威,也事關國恥,力主出兵討韓。由於某些不確定因素,當時並未出兵。至是年夏秋之交,看守內閣已傾向徵韓時機成熟。陸軍大將、參議、近衛都督西鄉隆盛致函太政大臣,信中說:“維新以來,閣下著手於朝鮮之事,已五六年於茲……今彼至於驕誇侮慢,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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