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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在日本與海外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受審的人多少是替罪羊。許多可能被視為有過失的人從未被繩之以法。免於受審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隊人員，他們曾對非軍人與戰俘進行了許多次生化戰爭實驗。美國人為了獲得這些實驗的科學資料，答應七三一部隊人員不把他們繩之以法，並絕口不談有關七三一部隊的事，因為美國的倫理與法律禁止美國人從事生化戰實驗。

最引人爭議的免予起訴案件是裕仁。這甚至使大多數日本人為難，不管他們因裕仁免於被起訴而多麼如釋重負。當然在美國、澳大利亞與其他盟國，有許多人認為裕仁應該受審，期待他被判定有罪並處以絞刑。

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佈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紐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中國領導人，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

美國政府對裕仁的立場基本上是謹慎處理。美國並不真正想廢除天皇制，因為天皇制在維持全國團結、維持全國士氣以及使佔領政策合法化方面都扮演著有用的角色。國務院的日本事務專家不是不知道，對於日本人來說權力的行使必須被高等權威予以合法化才可以被接受。沒有這樣的合法化，混亂可能隨之而來，讓共產主義有機可乘。此外，有天皇在的話，國家行政機關較容易維持運作。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跟佔領熟悉的宿敵德國不同（佔領德國的工作遠非建設性的，而且是更為破壞性的），在日本的佔領軍之中很少人有知識或信心去建立適合這些外國人的另一套行政機制。像休·波頓這樣的日本事務專家在日本很少。

但關於裕仁本人，在政府圈內同情較少。許多人樂於看見裕仁被除去，以審判處死或遜位由新天皇繼任。那可能甚至會使新的開端較容易些。畢竟，新時代傳統上都有新天皇。許多日本人甚至認為裕仁至少應該遜位。

認為裕仁應該立即或在佔領的早期階段遜位的同時代人物包括，戰前的最後一任首相近衛文麿親王、戰後首任首相東久邇稔彥親王。贊成如此觀點的後來的人物包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與小說家兼政治人物的石原慎太郎——兩人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

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麥帥感覺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將是防範混亂與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麥帥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他感覺裕仁不必親自為任何過失負責。這可能是對事件的寬大解釋，或許是故意這樣做。

人們對於裕仁的戰爭責任有極大爭議。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樣，這是一個不應過度簡化的問題。相關作品從批判性的至支援性的均有。現在許多論者抱持類似　Steven　Large的觀點，基本上是平衡但謹慎地同情的立場，認為裕仁是一個軟弱的人，陷於他無法處理的太過強大的形勢之中。他未能阻止他人犯罪，犯了不作為罪，不是作為罪。另一方面，Herbert　Bix　的著作尤其提示一個較不同情的觀點可能較適當。他特別列舉裕仁積極參與事務的例子，諸如戰略軍事規劃、促使在瓜達卡納爾戰役中部署空中軍事力量。

第一節　美國夢想的新日本（4）

但在1946年1月致聯席參謀長會議的一份備忘錄中，麥帥強烈呼籲保留無辜的裕仁，他警告說，假如不如此，對於佔領計劃將會有可怕的後果。他的意見被接受了。裕仁倖存了。他不僅免於受審及可能的處死，由於麥帥的努力，他甚至設法免於必須遜位。

這可能是麥帥想要的，但許多人因為這個令人不快的遺留問題而感到懷疑。這種不信任持續至今，尤其在曾於日本統治下受苦的亞洲國家之間，也存在於有進步意識的日本人之間。

裕仁可能保住其生命了，但他無法避免角色與形象的改變。他必須變成人民的象徵，以情感的形式獲得人民的接受與尊敬，而非對一位活神的愚蠢敬畏。根據華盛頓政策與麥帥本身對天皇是神的危險性認知，裕仁將被視為僅僅是凡人（這一政策似乎是早在1944年5月由休·波頓提出的，認為不應支援裕仁的神格）。這將大大減少在《教育敕語》與《國體之本義》之中所見的天皇制教化復活的危險性。就此意義來說，他的地位的改變是對抗任何軍國主義復活可能性的進一步措施。依據相關措施，國家神道將被廢除。當局將宣佈神道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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