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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了，連忙懇求道：“老師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試讀半年嗎？我半年肯定瘦下來，我要是瘦不下來您再不要我！”性格決定命運，此言極是。換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聽說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卻不肯，因為我在孤注一擲，考不上北京人藝，我當時的處境用走投無路形容也並不過分。

那是1981年初，剛剛恢復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會青年回到學校，和應屆生一起擠獨木橋。我也不是應屆生。我1979年考過一次大學，因為被初戀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沒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從單位往家跑，給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頓飯。後來我受不了，臨陣脫逃，跑到青島姑姑家去了，沒幾天又被我爸接回來。我連大街上給人看車的老頭老太太都羨慕，起碼他們有個職業，幹活兒幹得理所當然，也沒人嘲笑他們。每一個孩子，在這種生命的轉折期都頂著非常大的壓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罷了。父母總叫孩子再努力一點，再用功一點，哪管孩子已經夠茫然和無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飛到男朋友那兒去了。

我還並不知道人藝是中國最好的話劇團體，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劇場那氣派就暗自驚歎：“這個單位不得了！”於是考上北京人藝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還不打算真去賣醬油的話。

“老師，我還有好多本事呢，我會學老太太！我就是從來沒減過肥，您讓我試試吧！”我一再地懇求著，根本不考慮面子不面子。

就這樣，我也透過了複試，並在三試之前把報考人藝的事告訴了父母。

我爸聽說我考演員過了前兩關，完全不責備我三心二意，領我去見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戲表演系學生，我爸請她輔導我怎麼做小品。她教我朗誦，給我輔導小品。臨考的前一天她對我千叮嚀萬囑咐：“丹丹你記住，你走進考場的時候，自自然然的，樸樸實實的，大大方方的就行。”這句話影響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將它深深埋在心裡。它不僅指導著我如何演戲，也指導著我如何做人。

會哭就沒問題！

人藝三試是在一個大的排練廳裡，全體老師一同出席，考生則參加專業課和文化課的考試。專業課考試時我先朗誦了一首泰戈爾的散文詩，他的詩充滿幻想。然後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題目：媽媽病危，給爸爸打電話。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劃圈兒，作撥電話狀。寫到這兒，我不得不向大家說說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時候在老家叫宋明東，十幾歲時跑到解放區參加革命，就給自己起了個革命的名字。這名字學問太深了，“汎”，字典裡沒有，一般的漢字輸入系統裡也沒有。念起來要多氣人有多氣人，叫“送飯”。光是“送飯”也還好了。小時候，和同學一起參加公審大會，身負各種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來示眾，姓張的叫“張犯”，姓李的叫“李犯”，偏有一次碰上一個姓宋的。“現在把宋犯拉出來槍決。”公審員話音一落，“刷”，同學們全都把頭轉向我，我簡直羞憤難當。

還有我媽，本名常花珍，在投奔革命的路上看見大海，她說自己像大海上的一顆星星，於是改名叫“海星”。她就不知道海里有種動物也叫海星，寫下來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樣。小孩子之間開玩笑總是很殘酷的。我有個同學就曾經拿著本畫兒書來給我看，指著上面一隻張牙舞爪的大海星說：“宋丹丹快看！這就是你媽！”所以我小時候覺得自己處處都很倒黴，連父母的名字也惹人笑話。

這都是旁的話。又轉回那天的三試考場，我給我爸打電話告訴她我媽病了，手指在空中急急劃圈兒。

“喂？請問宋汎在嗎？”

“噗哧”一聲，我聽見底下有人小聲在笑。該死！我的心“咯噔”一下，注意力頓時集中起來。這時候藍天野老師扮演電話中的對方說：“你打錯了。”語氣緩慢沉著。

我又重撥一遍，再問：“喂？請問宋汎在嗎？”

“你打錯了。”還是藍天野老師的聲音。

我有點兒慌神，但只有繼續劃圈兒，手指開始微微發抖。

“喂？請問宋汎在嗎？”這一次，藍天野老師沒有說話。我等了一會兒，又對著“電話”說：“那您幫我找一下他好嗎？”又等了一會兒，我想象“電話”那一端“爸爸”應該已經過來了。

“爸，我媽病了，住院了……”剛說到這兒，我竟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可能是被剛才那些小障礙給嚇的，可能是緊張，也可能是委屈……總之我那麼意外地當眾大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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