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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天氣預報，短期的好說，今天說明天有沒有雨，好講。中期的、長期的就不好講，一個月以後下不下雨？誰知道？要是還要求講清一個月以後什麼地方下不下雨，這不就更難了。”

“時間一定要準確。情報搞到手了，是不是及時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我們這邊是不是及時收到了。收到了，首長是不是及時看到了。關節多了。”

“這個事情，我怎麼沒聽說過？”

可以設想，有許多種可能性。比如說，或許當時許多情報人員被敵人制造的種種假想迷惑了，送上來許多份日偽軍即將“掃蕩”路西的情報。那份敵人即將“掃蕩”冀中的真實的情報，反被這數量上佔優勢的內容不真實的情報淹沒了。又比如說，也許送上來的那份真實的情報，證據還不是那麼確鑿，結論也只是情報人員的一種猜測，不是十分肯定，因而難以引起領導的注意。歷史的真實究竟是什麼樣子，因為當年情報工作都是單線聯絡，黃敬、張國堅、羅玉川、鮑俊德等當事人又均已作古，故而在目前的確難以講清，這也算是一件歷史懸案吧。

情報工作多為單線聯絡，許多無名英雄的事蹟直至今日，或許還不為人所知，也許當年有極少數優秀的諜報人員確曾打入日偽機密部門，獲取過不少有價值的情報，報告給八路軍總部或中共北方局以至延安。不過，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方當時並不瞭解日本人“五一”大“掃蕩”

的具體步驟和總體設想。不清楚敵人是要長期佔領而非短期“掃蕩”，不僅要消滅我有生力量，還要變冀中為“大東亞聖戰”的基地。如果說我方在“掃蕩”前就瞭解到這些情報，那麼此後許多事情無法解釋，李健說，“對敵人的計劃和陰謀，我們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而是在鬥爭過程中逐漸明瞭的。”這恐怕還是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日軍110師團參謀長中村三郎少將在“五一”大“掃蕩”

後曾感嘆：“根據盤問俘虜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間就覺察到我方此次作戰的企圖，並在4月20日發出了反‘掃蕩’的指令。因此，必須充分認識中共情報能力的優越性。”今天我們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應該說，這種“優越性”

主要來自百姓們無數雙眼睛的監視，敵人各個據點，有什麼動向，我們很快就知道了。我們的優越性就在於人民，而不是在於事先就獲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掃蕩”

的具體計劃和真實意圖。日本人作為異民族在中國作戰，有許多困難。同樣，我們要想獲取異民族軍隊日軍的情報，也不那麼容易。

…

不要忘記克勞塞維茨的名言（1）

…

◇今天，每一位被稱為軍事家的人，大概都讀過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魯士人——克勞塞維茨寫的書：《戰爭論》。在這部書中，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勝利通常產生於各種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總優勢。”他認為，任何戰鬥都是雙方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較量。最後誰在這兩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誰就是勝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勞塞維茨非常重視戰爭中的精神因素。他認為：“不能忽視精神因素，因為正是精神狀態對軍事力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八年抗戰，八路軍靠的是小米加步槍，與日軍相比，物質力量明顯處於劣勢，因而精神因素就變得更為重要了。

這就要求我們的軍隊，進攻，就要有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防守，就要穩如泰山。那麼，“五一”大“掃蕩”前冀中的軍民，又是處於怎樣的一種精神狀態呢？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準備沒有呢？對此，我們可以在當年將帥們的回憶錄中找到一些答案。

聶榮臻在談到“五一”大“掃蕩”後冀中大部地區淪入敵手的原因時說：“總的來看，這當然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造成的，但是，這同我們一些同志對這次‘掃蕩’的估計不足、準備不足，也有一定的關係。”

程子華也認為這個回合沒有打好，思想因素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他說得更為具體。他說：“這次‘掃蕩’中，我們無論在物質上或人員上的損失，遠比歷次反‘掃蕩’為大。原因是：對敵人的這次‘掃蕩’的嚴重性估計不足，把這次‘掃蕩’與過去的‘掃蕩’作同樣的認識，在思想上、組織上、工作上準備不充分”

呂正操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也指出“對敵人這次‘掃蕩’的長期性估計不足是嚴重教訓。對敵人長期駐軍、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準備，在一段時間形成被動。”從將帥們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們的說法雖有所不同，但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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