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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姓劉，名冬妹。我隱約記得小時候在家裡見過“吳劉氏”的字樣。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親的姓名會是這樣用過的，因為那時普遍如此。然而從五十年代開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親“劉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郵遞員送來一回，那是母親從上海寄的匯款單，上面寫著我父親“吳承李”收。我在《尷尬的父親》裡交代過，我的母親由她的親戚介紹到上海去做工，自己節省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錢讓家中六口人度日。父親由於自己思想上與身體上的原因，把公家給他安排的就業機會推掉，從此做了一個沒有工作的人，但全家人日常生活的擔子，卻是他挑在肩上的，那時家裡有五個人上學，兩個中學，三個小學。到母親從上海退休回家時，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仍在上學，然而第三代人又出生了，家務這副擔子，並未減輕，遂由母親接過來，放到了她的肩上。算起來，有十五年之久，在社會角色上，母親與父親掉換了一下女人與男人的位置，變成女人打工掙錢，而男人操持家務。

母親從上海寄回家的錢是三十元，這在母親是盡了最大努力，然而攤到全家每人生活費則僅為五元。當時一個家庭貧困的中學生可從學校申請到的助學金，可以達到七元或更多一些，這個錢，足夠該生在學校食堂一個月的伙食費。這樣，我們全家人的生活實際上是在七元這條基本線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學，他們是否申請過助學金，我沒印象了，可能申請過，以貼補家用；但我自己，好像是沒有，也許申請過一回，後來是沒有再申請。小時上學，收費極低，以現在的眼光，那簡直不算錢，然而每逢開學，父親還是拿不出在生活之外的這些錢來，總要拖著，陸續才能交全，那種窘境，想來很難受。後來，我姐姐考上北京醫學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師範學院，而我另一個姐姐又被南京體院看中，他們就不再要家裡負擔了，家裡只剩下父親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個人的日子要好過多了。幾年之後，姐姐大學畢業，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給家裡寄了錢來，這樣，家裡的日子，再不用發愁。普通百姓，從舊社會到新中國，一步步這樣過來，從沒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這在我，是刻骨銘心的。

因此，至少我和我弟弟從小與母親的接觸，比起那些依傍著母親長大的人，是少了些或少得多。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們正在讀中學時，母親就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們身邊。如今想來，這在我的母親，是何等的傷心和決斷啊！

我記得，有一年母親從外面回來，其時我和弟弟似乎還不懂得與媽媽親近，但心裡是有那種自然的願望的。某種遲疑與生硬是幼小以來長期沒有接觸母親的緣故。我母親把我們兩們拉攏到她的身邊，說，靠一起來！我們就那樣與母親靠到了一起。我們心裡確實是懂得一切的，然而我們一時還不能完全克服一種障礙，我們在心裡不斷告訴自己，這是媽媽！

幾天之後，母親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裡哭。我年長些，想到哭也無用，先止住了哭，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個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氣，我只好讓他哭夠。

那時我的姐姐與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學去了，家中父親之外，只有我和弟弟兩個小的，我母親可能是出於一種不放心，特地從上海抽空回家來看我們一下的吧。

隨著我從少年成了青年，我對身邊瑣事，有一種更不關心的態度。母親怎麼從上海退休回家的，似已不記得了，記得的是母親怎麼張羅著託人給我們的大哥找物件、讓他結起婚來。

陸續地，我聽說了我的母親多年來在上海過的日子。她只是一個工人，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錢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錢只夠她每天中午在食堂裡吃一個青菜湯，以至於“劉冬妹的青菜湯”在單位上出了名。她還要省下錢來應付必要的人情，因為上海親戚多，有了什麼事，雖然總是關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卻總是一禮不缺。為此成了我的上海的大姐一直譏嘲她、其實也是為她心疼的話題。

在“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進行到底”的年代，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干涉我，我向東還是向西，是我自己的事情。也許，他們沒什麼文化，是最普通百姓，不懂與這種“關心”所不同的更高深些的道理吧。但我的母親那時似乎多數時間是在外地的，在我的上海與無錫的姐姐那裡幫著照應。一九六八年冬，我作為中學生插隊到農村去，我記得家中仍是我的父親在操持，母親仍在外地姐姐家中。父親從哪裡找出一隻舊箱子來，送到外面去上了漆，又扛回來，我就帶著這隻衣箱，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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