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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雖然削弱了出口企業的價格競爭力；但日元能夠兌換更多的美元；也讓日本的財富大幅增長。於是；日本拉開了對美國資產的收購潮；　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美國文化的象徵之一——哥倫比亞影片公司，三菱公司以14億美元購買了更重要的美國國家象徵——洛克菲勒中心。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美國10％的不動產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美國人驚呼，狼來了。

在這之前，對英美兩大帝國因為其英鎊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所佔據的優勢以及對他國經濟的盤剝，作為受害者的日本太清楚不過了。

日本知道，作為國際貨幣最大的好處就是把風險給別人；安全給自己；因為企業都用自己的貨幣；它不存在匯兌風險了；然後兌換風險都給人家；兌換多；風險就多。而當時，同樣是出口大國的西德已經開始貨幣國際化的程序；最高時西德馬克佔國際總儲備貨幣18％的比例；成為繼美元之外的另一種主要貨幣。

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1985年；日本貿易總額高達　3052億美元；日元不斷升值；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日元所佔比重也達到8％。在這些有利條件下；日本外匯審議局於1985年發表了《關於日元的國際化》等一系列官方檔案或協議；正式推進日元的國際化程序；挑戰美元霸權。

但是日元國際化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每天大把收進美元；把日元花出去的機會並不多。還有，如果持續保持日元順差，日本發行的日元就都轉回來了，就會造成市場上日元的匱乏——這就是前面提到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里芬之謎”，也是美元流動性氾濫的理論基礎。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日本首先瞄準了東亞。日本利用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大量發放日元貸款。

1972—1982年；日本對東盟五國的直接投資總計為　101�66億美元；1960—1978年；日本向東南亞提供政府開發援助總額為35億美元；而在中國；北京地鐵一號線、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專案建設中都使用了日元貸款；靠著這些貸款和援助；日元在亞洲國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國際化。

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為8�0％；雖然仍大大低於美國的50�6％；也低於德國馬克的16�8％；但卻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

由於在日元國際地位上升的過程中美元的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所以；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並存發展的趨勢。應該說，日元的國際化程序初見成效。

但是，　1997年；一場席捲東南亞的經濟危機爆發。這場危機中；日本本來有機會穩定日元的匯率；樹立東南亞國家對日元的信心。然而；和美國一樣，當外圍發生危機後，美元是大規模的逃逸，加劇了危機的衝擊力，日本在自保的同時，也選擇了逃避，日元大幅貶值。

東南亞是日元全球化最重要的市場；然而日本在危機中的表現卻失去了這些國家的信任。正如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所言：“日本當中扮演了很不好的角色；日本在東南亞資金全抽回。東南亞不穩；我抽回資金；抽回資金的時候日元也貶值；貶得比東南亞還厲害。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東南亞對日元貶值是群起而攻之的。”

小試鋒芒獵殺日元—1985年“廣場協議”（6）

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一部分國家在外匯制度方面已開始放棄盯住美元隨美元浮動的做法；轉向了浮動匯率制。各國又都在摸索新的通貨體系；並有可能選擇盯住貨幣籃子；隨一攬子貨幣匯率浮動的辦法。

在貨幣籃子制度下；由於亞洲各國貨幣的匯率將隨美元、德國馬克和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一起浮動；從而就為日元發揮亞洲基礎貨幣的機能創造了條件，日元的國際化再次蠢蠢欲動。

1998年5月；在加拿大舉行的APEC財政部長會議上；前大藏大臣松永在發言中提出了“採取緊急措施；進一步促進日元國際性運用”問題；隨後；大藏省又提出了《關於推進日元國際化的政策措施》。以此為契機；日元國際化再次成了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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