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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比歐洲其他各國貧。它們雖已廢除了封建制度,但代興的並不是更好的制度。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國的富裕繁榮,金銀價值的騰貴,換言之,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國的貧困、野蠻。
不過,一國的貧困、野蠻,雖不能取證於穀物的低賤,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鳥獸這類東西的貨幣價格比穀物的貨幣價格來得低這個事實。這類東西貨幣價格的低賤,明顯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此等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佔的面積,較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價,較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財和人口,對其土地面積所持的比例,與普通文明國不同,從而證明其社會狀態向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由一艘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只是那時候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決不能據以推斷該國的貧富。但是,我們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該國是富裕,或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物品貨幣價格騰貴的原因,如全是由於銀價跌落,則一切貨物所受影響,一定相同。即銀價若較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貨物價格,亦必相應地普遍抬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壇的各種食品價格的騰貴,其程度卻參差不一。就現世紀平均來看,人們公認,即使那些以銀價騰貴來說明谷價騰貴的人也承認,谷價上升率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後者價格的騰貴,決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跌落,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許已可充分說明,為什麼這些食品價格漲得比穀物大,而無須求助於銀價跌落的假設。
單就穀物說,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及最近異常不良季節以前,其價格較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略低。此種事實,不但英國溫莎市場價格表證明其屬實,即蘇格蘭各郡公定谷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二氏所精勤蒐集的許多市場賬薄,亦證明其屬實。此種實證,原極繁瑣難稽,現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們所期望的那麼完備了。
至於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穀物高價,可由季節不良充分說明,不必想到銀價跌落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跌落的見解,實無何等確鑿的根據。既不根據對谷價的觀察,也不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或許有人說:同量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量,即使照上面的敘述,亦遠較前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量為少。他們還說,確定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確定一種徒然的、無益的區別,對一個只攜帶一定量白銀去做買賣或只有一定量貨幣收入的人,並無幫助。我當然不敢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這種區別決不能因此便說是全無所用。
一國的繁榮狀態,可由此區別,得到一平易的左證。所以這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當不無助益。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從它所能推得的,只是美洲礦山的豐饒。儘管有了這種情況,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會日漸衰微,象葡萄牙、波蘭那樣,或者日漸增加,象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這些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該土地產出力的增長,或由於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臾的擴充套件,由於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堅決地斷定,該國是在繁榮進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否增加,既能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那無疑不能說對公眾毫無助益,至少能給予公眾以若干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僱員的報酬時,此區別對公眾也有若干助益。若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則此等僱員的金銀報酬(假定以前並未失之過高),便應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依這同一比例減少。但食物價格的騰貴,如果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著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產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麼比例來抬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要否抬高,其判定就成為一個極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既一定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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