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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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總理的教義和政策，鄧同志是徹底地瞭解，而又努力的想將其實現，並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義的實現與民族解放，各階級的公民權與自由權，及為提高全國生活水準的鬥爭，兩者是不可分離的。

“1927年，國民聯合陣線悲慘的破裂，鄧同志被迫離開武漢而流亡海外。當時所有革命的忠實同志，為黑暗所籠罩而陷於消沉，獨有他的精神依然堅強勇毅，不為任何外力所屈，始終過著最樸素可為楷模的生活。無時或息的激勵著集合著被挫折而紛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於國事。

“在柏林的幾年中，有一部分國民黨員，鄧同志在其中組織了一個學會並加以領導。因為他對於歷史、經濟、哲學等學科全有淵博的知解及明銳的識斷，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獲極大的教益，並更深切瞭解中國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種種問題。他分析世界大勢和其相互間的關係，是那般地清楚而一無疑點，解釋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又實實在在是處處引人歎服。

“他返國後，即開始地下革命工作的進行，但不一年，即被誣而遭禁錮，他後來的殉國，在他並非意外，因為他將踏上回國旅途的前夕，他說道，‘我們的鬥爭將是長期的、尖銳的且又殘酷的。因為我過去毫不猶豫地向著腐惡鬥爭，譬如頑固的封建勢力，機會主義，以及反動行為。因而在軍政兩方面全樹了不少的仇敵。但他們不能阻撓我追隨總理的步伐，我準備犧牲生命以赴，這次或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此後我就再沒見鄧同志了。

“國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所能給鄧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過於加強我們的決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實踐總理留給我們未竟的事業為更適當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們的事業得到最後的勝利。”

宋慶齡以後每隔十年總要公開地紀念一次鄧演達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為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時期。1980年，當時她自己已年老多病，還應鄧所建立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領導人季方之請，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並題詞。

中國共產黨後來對鄧演達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確估價。這是由周恩來1944年在延安就黨的一些歷史問題進行研討時作出的。①

①《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載《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66—167頁。

先是說明鄧演達這個人物的性質：

“他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的代表，贊成土地革命，能與我們長期合作，是國民黨中的左派。開始他相信無政府主義。當他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

接著是以主要為自我批評的形式，檢討中國共產黨過去對他的態度：

“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不以汪精衛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大革命失敗，他很苦悶，同俄國顧問一起走了，後來回國組織了第三黨。雖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對我們的，應該批評鬥爭，但在策略上應該同他聯合。這人的人格很高尚，對蔣介石始終不低頭。在‘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把他殺了。”

最後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傾時期的錯誤：

“在階級關係的分析上，過去我們的缺點，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謂公式化，是教條地搬用俄國1905年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公式到中國來，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正確地認識，不能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看成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小資產階級一樣。所說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會變的。蔣介石代表過民族資產階級講話，但不能把蔣介石的叛變看成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對汪精衛也一樣。看不到中國的階級關係的複雜與變化，這是錯誤的。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1930年鄧演達回國後，曾找我們談判合作反對蔣介石，可是我們沒有理睬他，這是不對的。

“至於大革命失敗後，是否還可以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問題，我也講一下。假如鄧演達沒有走，仍與他合作，是還可以用國民黨旗幟的。但在南昌起義之後，只有共產黨是革命的，國民黨叛變了，這時再用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旗幟，就會使群眾的認識發生混亂。對三民主義不革命的方面應該批駁，對三民主義革命的方面應該保留下來，而我們當時卻是對它全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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