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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本來是打算公開舉行的，事先發了不少預告訊息。①但不論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許。即使如此，宋慶齡同一些群眾仍然手持鮮花，熱情洋溢地到碼頭上去迎接國際反戰代表團。但所有其他活動都是秘密進行的。計劃是大會仍如期召開，但確切的。地點、日期和時間嚴格保密，直到大會結束。②

①如宋慶齡以遠東會議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在7月28日發表的宣告中就宣佈“在這個委員會的國際倡導之下，決定於9月在上海舉行反戰大會”。（《中國網》，1933年8月6日。）見《為新中國奮鬥》，第60頁。

②本書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訪問了鄭育之。她是1933年入黨的老共產黨員。以下的記述根據她的談話，大部分是原話。同時參考了《中國網》當時的有關報道和不少回憶錄。像這樣的事情，當時的記述雖距事件很近，但由於安全的考慮，某些主要的細節不可能像以後追記那樣毫無保留。其他曾參考的回憶錄中，有蔣曙晨對年逾八旬的黃霖（會議安全負責人）的訪問記，（《蔣曙晨訪問黃霖談半個世紀前的一次

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馮雪峰領導整個準備工作。會議的地點在一座空閒的閣樓裡，食物和所需的供應品（包括炭爐子）都是一點一點偷運進去的。穿著偽裝的糾察隊員負責警戒，如果發現警察前來襲擊就發出警報並加以阻擊，直到與會的人全部疏散完畢。這些糾察隊員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賴的人，他們都有在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率領他們的黃霖是曾參加1927年南昌起義的久經鍛鍊的軍官，當時任中共地下黨滬中區委書記。他們阻擊敵人的武器都是最簡單的，如鐵棍、石灰（撒向敵人的眼睛）。當電工的黨員設定了一個警鈴系統。這個開會的地點選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個偵探頭目的寓所附近，這是既大膽、又巧妙的安排，因為巡捕房不會想到會在這樣一個地方開會。（黨在巡捕房內部也有耳目，對他們的行動不會一無所知。）

如何使總數達三百之多的與會代表人不知鬼不覺地進入會場也經過了一番精心策劃。從開會的前一晚開始，他們就三三兩兩地無聲無息地上樓，外國代表都把皮鞋脫掉，免得出聲（在此之前，他們已從所住旅館結帳遷出，以防止有人跟蹤）。代表中有77人來自外地（包括蘇區）和國外。歐洲代表有英國工黨上議員馬萊勳爵、法國共產黨人伐揚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奧（後來變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國社會黨人布比、比利時共產黨人馬爾度。《中國網》的伊羅生也作為外國代表與會。日本和朝鮮代表在來滬途中不幸被捕。

宋慶齡在9月30日拂曉時分到達會場。代表們批准了名譽主席團名單——羅曼·羅蘭和巴比塞（法國）、高爾基和伏羅希洛夫元帥（蘇聯）、臺爾曼和托爾格勒爾（德國）、工人階級老戰士湯姆·曼（英國），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片山潛（日本）①、朱德和毛澤東（中國）。

①臺爾曼為德共領導人，後被納粹殺害。托爾格勒爾（共產黨國會議員）和季米特洛夫後在希特勒一手炮製的“國會縱火案”中成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現使他贏得國際聲譽（他從而成為共產國際的領袖）。片山潛是日本初期社會主義者，後成為共產黨人，也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

選入主席團的有宋慶齡、外國代表、“中國蘇區代表、‘滿洲’代表（代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東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絲廠女工、一位上海紗廠年輕女工”（據10月4日出版的《中國網》的報道，當時不能寫出真實姓名。）

會議一清早就開始，甚至早餐都還沒有來得及吃。全部議程壓縮在一天之內完成，直到天黑才結束。代表們都以麵包充飢，只為外國友人準備了一些果醬罐頭。宋慶齡擔任主席，還要幫忙把中國代表的發言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給外國代表們聽。中國發言者中有東北抗日義勇軍、去年在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和秘密進入上海的中國紅軍戰士。

大家都站著或席地而坐——只有宋慶齡和外國人有“座位”，就是運麵包進來的小木箱。窗戶不能開，上海在9月份還相當熱，所以室內空氣汙濁，但大家的熱情一直很高。

會議結束後先送外國代表出去——為了他們的安全和休息。宋慶齡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盡才走——因為如果遇到警方襲擊，她的在場可能使警方不敢過分地公開使用暴力。

不僅是與會人員，就是借來的物件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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