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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聽的。

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記者包圍了她，要她談談在大後方兩個月的印象。她告訴他們，總的說來，她是受到鼓舞的，人民的民族情緒高昂，堅信中國能堅持抗戰下去，生產也有所增長。“我們能夠勝利。”但在政治上，“雖然不可否認有若干進步，……但不能適應要求”。《抗戰建國綱領》尚有待貫徹，吏治中的惡習未獲根除。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遵行流於空言。“改善民生，缺乏具體步驟，深感遺憾。”

儘管如此，她相信“汪精衛集團關於國共分裂的宣傳，純屬彼等之夢想”。在某些地方，確曾發生過妨礙抗戰、親痛仇快的磨擦，但“予信兩黨領袖際此國步艱難之時不會使兩黨互鬥。吾人必須防止分裂，因日汪所求者正在此”。①

①香港《大公報》，1939年5月25日。

汪精衛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時，沒有更多的國民黨顯要人物叛變過去充當“部長”。但在重慶，投降主義及分裂統一戰線的活動仍在繼續。一群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①，其中有些是上面默許的。他們被用來對付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這是國民黨和日本都要做的事，雖然每一方都想自己得到最後的好處。

①在整個抗戰期間共有57名國民黨將領投敵或“暫借”給日本人。

（五）預兆不祥的“皖南事變”

1941年1月，終於發生了一次真正重大的挑釁行動——國民黨襲擊中共領導的新四軍。①它把中國推到一次新內戰的邊緣，只是由於中共中央的堅定和剋制才得以避免這場內戰的爆發。

①新四軍的核心是沒有參加長征而留在南方繼續從事游擊戰的紅軍部隊。1937年底，根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議，改編為新四軍，1938年1月成立軍部，但國民黨政府多方限制其作戰行動並扣發軍需。

從1940年秋以來，蔣政府就一直在迫使中共領導的部隊只可在黃河以北對日作戰。如果這樣做，那末在黃河以南，日本的佔領區就會安然無事，這當然是敵人求之不得的事，而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則可不受土地改革及其他反封建思想的“傳染”，這是國民黨所需要的。中共以團結為重，最後同意把新四軍撤到長江（而不是黃河）以北。在部隊轉移過程中，國民黨部隊奉蔣介石的命令對新四軍軍部及三個支隊共約1萬人進行突然襲擊。新四軍人員中有許多非武裝的文職人員和醫護人員，部隊也僅有輕武器，因此幾乎全部被消滅。副軍長項英遇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鐵工出身的老共產黨員採取了後來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相信為了維護統一戰線必須毫不懷疑和毫不遲疑地服從蔣的命令，以這樣的誠意來換取蔣對團結的同樣尊重，但結果卻是如此。

軍長葉挺受傷被俘後被囚禁了4年，備受折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獲釋。葉挺是一位有才能的、久經戰鬥考驗的軍人，他在許多歷史重要關頭的表現都為宋慶齡所深深懷念。1922年，他任廣州總統府衛隊軍官，在軍閥陳炯明叛變並炮轟總統府時，保護孫中山和孫夫人脫險。在1925—1927年的北伐戰爭中，他是常勝的“鐵軍”的著名指揮官，為宋慶齡所熟知。1927年蔣介石叛變後，他在南昌起義和廣州公社起義中都擔負過領導職務，宋慶齡和葉挺都是在南昌起義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成員。1928—1929年在柏林時葉是慶齡在流亡中的同志之一。在1939年冬，葉挺曾秘密到香港拜會宋慶齡，商談“保盟”向新四軍提供醫療援助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1938年新四軍建立時推薦葉挺任軍長的不是別人、而是蔣介石自己，因為葉挺很久已失去了共產黨的組織關係，所以蔣寧肯要他而不願意讓一個有黨籍的共產黨人去當軍長。但對蔣警惕性更高的卻是葉挺、而不是正式的共產黨員、副軍長項英。

國民黨政府在消滅了新四軍之後反誣該軍“叛變”，下令予以解散、撤銷番號。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宣佈這一撤銷番號的命令是非法的、儲存新四軍並置於重新設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之下。它譴責國民黨的行動是進攻華北抗日根據地及延安的前奏，然後它就會向日本投降，由日本佔領北方、國民黨統治南方。但中共中央沒有因被激怒而對蔣在軍事上進行回擊，從而使內戰再起，因為這樣的局面只能有利於日本。相反地，它加緊了對日作戰並再次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戰。

中共這一態度為它贏得了廣泛的政治勝利。愛國的中間分子趨向於同共產黨人的聯合，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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