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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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赫魯致宋慶齡，1940年2月2日。

“歐洲戰爭爆發前夕，尼赫魯先生曾對中國進行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訪問。此後，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機會同中國的領袖們談論他們鬥爭的前景。中國的抗戰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瑪拉黛芙夫人的訪問，再度提出了兩國目前關係的問題。……今後肯定會比一次偶爾的未加宣佈的訪問，有著更為經常的訊息、情況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慶齡代表保盟邀請尼赫魯和印度醫療隊隊長愛德華擔任保盟的贊助人。尼赫魯代表愛德華和他自己覆電表示“欣然同意”；①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389頁。

“……高興地接受名譽會員的職位，作為印度同中國人民在他們爭取自由的英雄鬥爭中團結一致的象徵。”

概括起來，在香港時期，宋慶齡在反對日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尋求英國人——包括官方人員——的支援，但她從不奉承或乞求他們——在印度問題上，她對大英帝國的抨擊不遺餘力。這就是她的統一戰線風格。

（九）對日本軍國主義——抗擊到底；

對日本人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抗戰初起時宋慶齡曾寫道：

“日本帝國主義者……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當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並無惡感，因為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①

①尼赫魯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慶齡，1941年10月13日。

她這樣寫，也這樣做。對於侵略性的帝國日本，她主張進行無情的武裝鬥爭——只要它還佔領著中國的一寸土地。但對於日本這個國家及其人民，她有著許多美好的記憶——他們不是敵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慶，如上所述，她探視過受傷的日本俘虜，並同他們談話。在她的書房裡，一直保留著一本有進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靜江夫人）①用英文寫的自傳《面臨歧路》（“Faciny　Two　Ways”），是作者透過美國記者古爾德送給宋慶齡的，上面還有作者寫的向來表示敬意的題詞，當時中日兩國已經開戰。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的工運活動家。——譯者

加藤靜江因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節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獄，後來又因為被認為在所謂日本“國家危機”中是危險人物而再度入獄。古爾德在寫到這位英勇的日本婦女時說：

“……她雖沒有見過孫逸仙夫人，但認為孫夫人是一位同她屬於同一型別的婦女……在動盪的30年代後期，她們兩位都曾希望在較為中立的香港見面……但日本警方對加藤靜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見客（她打趣地對我說，‘每一個到我這裡來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檔案’……）但不準旅行。”

還有一個關於宋慶齡對待日本友人的態度的例子值得紀錄下來，那就是在她離開上海之前，她設法把兩位日本進步人士（作家鹿地亙及妻子池田幸子）從這座城市安全轉移到中國後方。這兩位進步人士認為，他們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兩國未來所能做的最佳奉獻，就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戰，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對他們必欲置之死地。

（十）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及其意義

現在敘述保衛中國同盟（保盟）本身。這個組織是宋慶齡進行戰時救濟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這裡。這也是她在香港進行其他活動的基地。它雖主要支援中國的進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國內和國際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單位。在從事救濟工作的同時，它也向全世界宣傳中國的形勢。它在自身的組織上也是國際性的。

宋慶齡是這個組織的靈魂和神經中樞——沒有這個獨特條件，它的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內部工作——她自己總是什麼工作都親自參加——的氣氛反映出她的作風和品格。這個集體主要都是志願人員，領薪的人極少極少，最多不過兩三個人——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領基本生活費。

保盟正式宣佈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實際創辦要早得多。大約三個月前，在周恩來和宋慶齡這兩位無與倫比的統一戰線開拓者的創議下，事情就開始醞釀起來。第一個參加創辦小組的外國人是傑姆斯·貝特蘭。他是紐西蘭作家和記者（後在惠靈頓大學任文學教授），對於在華北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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