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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堅定的信念和旺盛的精力從事“工合”的基層工作。“工合”成功地使許多工業工人帶著他們的技術和（只要有可能）裝置，從日本佔領區轉移到抗日的地區，並且保證他們到了這些地區之後就能製造出當地急需的東西並能維持生活。它還努力培訓各地的難民，使他們生產自救。根據“工合”的工作原則，每個社員都有發言權，也都要在生產中承擔適當的責任——這在國民黨統治區是從未有過而在解放區則同整個體制是很合拍的。

從“工合”一開始籌備，宋慶齡就堅決支援。她起初透過“保盟”的活動為它籌款，後來又兼任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這個國際委員會是1939年在香港設立的，由中國資深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宋慶齡的友人陳翰笙博士任執行秘書，熱心公益的香港註冊會計師陳乙明擔任司庫。委員會外籍成員除艾黎和斯諾夫婦（不在香港）外，有思想開明的香港英國聖公會主教何明華（羅納德·霍爾）和中國出生的美國社會工作者和作家文達·普律德。（普律德女士後來在美國領導了一個支援“工合”的委員會，由羅斯福總統夫人擔任名譽主席。）

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F·卡爾遜（他對宋慶齡的讚佩前面已提到）辭去了軍職，以平民的身份，為“工合”工作。他對“工合”非常熱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重新參軍，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英雄，晉升為准將，指揮海軍陸戰隊突擊隊。這支部隊運用了一些借鑑於中國八路軍的思想教育方法，這在美國軍事史上是唯一的。它有一句著名的在戰場上的吶喊口號“Gung　Ho”就來自“工合”。

工業合作社相當快速的發展——很可能再加上宋慶齡的敦促——使另外一些宋家的人也對它作了一點表面文章的支援，因為他們也想被看作是改革派。“工合”組織本身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下，也需要在國民黨內有些高階的保護人，否則就難以生存下去。但為此也要付出代價——在“工合”理事長孔祥熙（宋靄齡的丈夫、蔣介石的財務主管）下面，設立了寄生性的官僚主義行政機構，安插了許多政客、遊手好閒者、惹是生非者、指手畫腳者等等。

為了不使“工合”被這些傢伙搞砸而保持原來的性質和動力、支援路易·艾黎（國民黨一直想把他捧走）的基層工作並保證解放區的“工合”單位能獲得捐款中的應有份額，才成立了以宋慶齡為首的“工合”國際委員會。當國民黨開始搜捕“工合”單位中的進步人士時，委員會盡力保護他們，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有人甚至被殺害）。

1939年末在香港ZBW電臺所作的一次廣播講演中，宋慶齡闡述了這些工業合作社及其健康發展的意義：

“……目前委實是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黃金時代。在此短促的一年間，已經成立了一千二百個以上的工業合作社。它們每月可以出產價值四百萬元國幣的貨物。……工業合作運動的開展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因而得到世界各國人士的援助……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更可以消除東方勞力廉賤的傳統陋弊。單此一點，便足裨益世界不淺……再沒有別種運動能夠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中國更為應時和重要的了，因為它的目的是人類的復興、經濟的改進和培養民主教育。”①

①尼赫魯在1939年12月25日從阿拉哈巴德給宋慶齡的信中說，他建議克里普斯到香港時去拜訪她並給了他她的地址。他告訴她，克里普斯正從印度循重開的滇緬路去中國，將在中國內地耽擱幾個星期，再去香港。

在1940年她同靄齡、美齡一道訪問重慶和成都時，在每個公開場合她總是對“工合”表示支援，已如上述。

1941年7—8月，她為“工合”發起了一個國際性的“一碗飯運動”①，成千上萬的捐獻者只吃一碗飯、但付出在餐館裡吃幾道菜的價錢，所有盈餘交給工業合作社作戰爭難民救濟之用。她在香港“一碗飯運動”開幕式上致詞：

①香港《大公報》，1939年12月1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22—123頁。

“一碗飯運動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濟被難的人們，並且是要節飯節食，來表示犧牲的意思，這是我們做人的美德……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更含著一種深長的意義，因為這次捐款是要幫助工業合作社去組織及救濟難民和傷兵，這是鞏固經濟陣線，是生產救國，是幫助人們去幫助自己，是最妥當的一種救濟事業。工業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組織。我們這樣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飯運動，來使工業合作社完成救濟事業，豈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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