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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克對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憶有助於瞭解宋慶齡當時在柏林的情況。

一般說來，他整個上午都在柏林大學的圖書館裡，尋找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農村方面的資料，供宋慶齡和鄧演達用，因為這些資料對中國可能有參考價值。

每天上午11點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幫助做家務。下午1點，他們到坎特街上的飲食店去吃一頓簡單的午餐，通常是德國人叫“格但克”的客飯，有點肉、土豆（或米飯）和蔬菜，每份1馬克。飯後散散步，同時買東西，然後來回住所，他到大學會上課（一個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德語課）。傍晚，他又到來住所去幫助做些文書工作，宋請他吃完晚飯再回宿舍。

宋慶齡幾乎每天都要同鄧演達在一起商談和工作一兩小時。除了政治方面的談話和研究外，她還請他幫助她提高中文寫作能力，因為她主要受的是外國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寫作有困難。為了給她找些範文，他到柏林中國留學生那裡去搜尋“五四”時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陳獨秀、李大釗和惲代英的文章，因為這些革命者同時又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他向她指出他們怎樣在寫白話文時運用典故和成語——它們有助於生動有力的表達。

宋慶齡這時已是一個世界聞名的人物，但她對自己的不足之處卻是這樣的虛心，像一個勤奮的女學生那樣做她的作業。對這一點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許多練習和習作請鄧演這批改，開始在中文寫作上取得進步。多年以後，周恩來曾稱讚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風格。

這裡對鄧演達作一點補充介紹。他當時是34歲，瘦長，坦率，有軍人風度（他從小就受軍事訓練）。他為自己樹立起堅強的革命信念，並尋找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除了社會、戰爭和政治，他還對文化有興趣。他認為中國的新民族文化應擺脫陳舊的封建模式，但也不應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個性解放、又要有集體精神（社會主義精神），以適合中國的革命目標和未來的物質發展。①

①這一點在西方學術文獻中也有記載，如《共和中國人名詞典》（英文），第3卷，第261頁。

正如宋慶齡所預期的，從國內來的朋友們陸續在柏林聚集。最初到達的人中有數學家鄭太樸和進步的佛教大師大虛（應邀到海德堡大學講課，他的觀點近乎幾十年後的“解放神學”）。後來又來了葉挺等政治人物。他們帶來的訊息是，蔣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毀所有進步的事物。但人民起義雖屢受挫折而從未停止。國民黨最高層表面上團結在蔣介石周圍，但由於爭權奪利而來的新的分裂正在擴充套件。許多人希望宋慶齡和鄧演達能很快回去，幫助那些保持今節的進步力量凝聚起來，採取新的行動。

所有這些臨時流亡國外的人都要求總結1924—1927年革命的教訓——特別是導致失敗的客觀和主觀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現。他們也希望結合中國的路線，研究蘇聯和共產國際政策中的路線。蘇聯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應該給誰？是給重新建立的、採用淨化了的和再度賦予活力的形式的國共合作，還是隻給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在中國內部及國際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鄧演達主張，在中國革命的未來階段中，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制訂出一個以土地和農民問題為中心的綱領。1926—1927年的北伐勝利沒有農民群眾的支援是不可能的，而農民之所以能夠動員起來是因為他們相信國民黨打勝之後就會實現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革命的流產、失敗、遭到鎮壓主要是由於限制農民行動的錯誤和壓制農民的罪行。對鄧演達來說，這些思想並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時，他就積極地在軍隊開進之前開展當地農民的組織工作。①在這些事情上，周恩來後來認為他的看法同毛澤東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美國駐德大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致國務卿（華盛頓），1928年6月13日。

鄧演達告訴來訪者說，他和宋慶齡正在仔細研究中國的土地問題，並希望國內的朋友們也這樣做。以他們的新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所要採取的“行動”，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這是由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體條件和革命需要。當然，中國必須向蘇維埃革命學習，但在實踐中必須自闢蹊徑。

歷史將顯示，鄧演達此時關於需要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並由這些具體情況出發來開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堅實根據的。但他稍後堅持以“第三黨”來取代國共兩黨，證明是不切實際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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