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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些通訊是蘇聯漢學家A．N海菲茨發現並在1956年由他出版的。在上述齊赫文斯基所著書中引用的是俄文譯文（原來一定是用英文寫的），現在本書作者又從俄文譯回英文，不可能與原來的英文完全一致，因此不便作為直接引文。

由此可見，即使在那個時候，孫中山對於從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獲得真正的或長期的幫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說不抱——幻想的。從這個角度看，他自己作為未來的中華共和國的代表向外國當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經濟或其他優惠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策略，用以防止他們支援中國的反動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謀求實現的未來的獨立政府才有條件堅持外國以平等待我（不論具體安排如何）的原則，在此之前，中國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但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民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樣的一個新的中國在孫中山在世的時候沒有能夠出現。不管怎樣，他為了使這個新中國出現是作出了偉大貢獻的。

（六）內心世界

最後，除了他的政治經歷之外，宋慶齡的這位導師和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狀態又是怎樣的呢？

他的內心世界同他所處的歷史時代一樣的複雜。

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他是一個“空想家”嗎？他富於理想，但他主要是一個行動家。他決心使中國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現代國家、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對國家建設的許多具體問題——從戰略規模到技術細節——發生興趣。在他看來，革命就是為進行重新建設所必需的場地做清理工作。

他是否過於自信？可以這樣說。他對於既定目標的正確性和現實可能性從不懷疑。

但他同時具有非常謙抑的品格。這從他的民主作風以及他那種視高官厚祿如敝展的精神可以得到證明。他的老師和摯友詹姆斯·康德黎（就是1896年孫在倫敦蒙難時救他出來的那位英國醫生）講過這樣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辛亥革命勝利後不久，有一封從中國發給孫中山的電報送到了康德黎在倫敦的家中，因為當時孫寄寓在康家。孫把電報看了一眼就塞進了衣兜。後來別人問起電報是什麼事，孫紅著臉表示歉意，因為他沒有早告訴他們。原來這封電報是通知孫中山，他已當選為新生的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他幾十年的奮鬥所達到的頂峰。當時在倫敦的孫中山，當辛亥革命勝利的訊息傳來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趕回去取得國家的最高職位，而是留在國外，為新國家談判貸款（談判不很成功）。他被認為是新國家元首的唯一合適人選，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求索，而是出於國人公認他在民國締造中的最大功勳——他的聲望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他是一個仁慈寬厚的人嗎？他是一貫仁慈寬厚的，但他同時又具有一個戰士的堅決精神。對於武裝的敵人，他主張進行武裝鬥爭。但一旦他們落入革命者之手，就不準對他們作身體上的虐待，他為此釋出過明令。他最憎惡並嚴禁施行酷刑。這是他所反對的專制制度下的醜惡行為之一，在他的革命隊伍中是決不能允許的。

在哲學上，他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唯心主義者嗎？在中國舊計程車大夫階層中，這樣的人是常見的，並且受到敬重，“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還有這樣的古語，“知易行難”。孫中山永不休止地進行各種活動，經常處於“世間萬物”之中，並且確實常常碰壁。但他一反成見，提出“知難行易”的新公式。他清楚地看到有必要研究採取行動前的各種條件以及行動後的效應，以提高認識來指導下次行動。宋慶齡後來把孫的這種態度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論點聯絡起來（雖然孫本人沒有用這樣的字句）。孫本人斷續地、緩慢地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要素吸收進他的思想，儘管不是全部。

他是一個“西方人”、還是“東方人”？他可以說是一條腿植足於西方文化、另一條腿植足於東方文化——這也許既是他的長處，又是他的短處。中國的進步是他唯一的奮鬥目標，但有人認為，因為他長期在國外生活而在國內又只生活在若干沿海地區，他對中國的需要是瞭解的，但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瞭解卻不是很充分的。

正是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後，這位不倦的奮鬥者陷於新的危機時期——他受到政治上不斷失敗和個人生活悲劇（長女不幸病故）兩方面的打擊，精神上備受創傷，但像往常一樣堅強不屈——宋慶齡進入了孫中山的生活。他們為共同獻身的事業開始在一起工作並在後來成為夫婦。生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巨大勝利》，分別載《列寧全集》第18卷（1912年4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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