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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外交的陳友仁考慮到在武漢聚集著約50艘外國海軍艦艇而武漢政府的部隊正往北開拔，所以作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漢極易受到外國武力或蔣介石（也可能兩者聯合起來）的攻擊。這將從後方破壞整個北伐。因此，陳友仁雖然贊成收回租界，但認為須做好謹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證不干涉外國僑民的居留和貿易，使列強沒有訴諸武力的藉口。

鮑羅廷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應該暫時擱置起來，等北伐軍推翻北京軍閥政府之後，對外國租界及其他特權問題在全國範圍內一攬子解決。

宋慶齡主張採取迅速的、戰術性的行動。她的論點是：革命將取得全國性的軍事勝利，這一點不僅中國人民、世界各國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強將避免同中國直接衝突，這樣的衝突對它們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列強之間也有意見不一和利益矛盾的地方。雖然它們都不喜歡武漢政府，它們對武漢政府的態度、對其前途的看法以及當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脅的程度卻不相同，因而中國對它們的態度也應有所區別。在武漢，應該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則暫時都不去動它。我們的行動越快，英國人就越是來不及同其他國家協調政策。這樣做，武漢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會有迫在眉睫的危險。她的看法後為大家所接受並迅速付諸實現，同時由陳友仁負責進行有關的外交工作。

章克還談到，宋慶齡曾敦促陳友仁，要把群眾運動（特別是工農運動）看作他進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礎。

現在來簡單地介紹一下陳友仁。

這位小個子、黑面板、戴眼鏡、留短髭、活潑機智、曾在倫敦上學的律師，是很奇特、很複雜的人物。他是愛國的中國人、中國的外交部長，卻不懂中文。他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有中國和非洲血統。他痛恨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和壓迫。當了短時間的律師後，他成為一位戰鬥的新聞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為中國說話。像其他許多海外華僑一樣，他一直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編英文《京報》時，他被獨裁者袁世凱逮捕，幾乎喪命。他寫的東西說理明快、用字簡潔，反映了他曾從事法律和新聞工作的經歷。作為外交家，他傾向於過多地依靠個人的辯才。章克所說宋慶齡勸告陳友仁的話同她當時自己思想上的變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外國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國變化的最活躍的力量。在那個時期，她不可能重視群眾運動。現在，在積累了過去幾年風風雨雨的經驗之後，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從對窮苦人的同情變為對群眾的信任，並最後產生與群眾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識。

正是勞動人民，他們在國民革命軍勝利的基礎上收回了兩處英租界，並且他們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國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並在實際上向武漢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認。

這樣，雙邊會談就成為可能。在2、3月間，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高階外交官歐文·聖克萊爾·奧馬利交換了照會。中方承認並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內居住和經商的正常權利。這絲毫無損於收回租界一舉的劃時代意義——中國人民的意志最終戰勝了帝國主義強國的意志。為取得這一成果，宋慶齡作出了她的貢獻。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會使孫中山愉快，如果他還健在的話。

武漢（實即國民黨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國際上，在國民黨內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慶齡和陳友仁、蔣作賓聯名致電南昌的蔣介石，說明首都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形勢正日趨改善，特別是收回英租界“內順民心，外崇威信”，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導人應到武漢來共同策進。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曾任陳友仁（後來又先後任鄧演達和宋慶齡）的私人秘書。這一段材料來自本書作者對他的訪問，他當時雖已年逾八旬，記憶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見，儘管蔣介石在上個月曾明目張膽地試圖在南昌建立自己的黨政總部，他甚至於截留第二批從廣州去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並要他們投票贊同他的主張，武漢方面還是軟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團結為重。

1月12日，迫於形勢，蔣覺得還是不要像上個月所做的那樣拒絕赴漢而是去一趟武漢更為策略。武漢黨政最高領導人（包括宋慶齡在內）到碼頭歡迎，還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呼的口號除對蔣等人表示歡迎外，還有擁護政府遷都武漢及要求汪精衛回國復職的內容。在當時的公眾看來，既然原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是因為蔣製造的“中山艦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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