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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在陽光中》（英文）。

陳思蘭寫道，“諾達爾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位真誠熱心的支持者。他覺得，世界的進步繫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①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觀點——當時全世界革命者及他們的同情者都持有這種看法。②

①格里格這本小說的英文版1927年在紐約出版。

②陳思蘭書，第71頁。

她記得，在宋慶齡寓所，格里格曾朗誦他獻給鮑羅廷的劇本《巴拉巴斯》。巴拉巴斯是一個人的名字，同耶穌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聖經》稱他是一個“小偷”，但其他一些作者把他描述為反對羅馬統治巴勒斯坦的叛逆者。劇本的寓意是說明基督教教義的革命根源。這一點對慶齡可能很有吸引力，因為她是從基督教教義這個根子上發展到革命的。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發生了一連串連鎖反應。在德國，德皇被推翻後，接著發生共產黨領導的斯巴達克起義。在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和匈牙利，蘇維埃政府實際已經建立。在義大利，很多企業為罷工工人所接管，革命眼看即將爆發。但在所有這些地方，後來所出現的是失敗和血腥鎮壓。就是在這個時候，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動勢力最窮兇極惡和彰明昭著的表現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開始抬頭。

但在這同一戰後時期，亞洲卻處於反帝覺醒和革命的程序之中，其典型表現就是中國的五四運動。因此，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指出，那個幅員遼闊、人口占世界一半的亞洲將是下一個發生革命的偉大場所。這些革命的性質將是民族的、反封建的，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或工人階級的，但是它們的最優秀領袖如孫中山都是品格高尚、不屈不撓、在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明的。正是出於列寧的敦促，共產黨人參加和支援這些革命運動，鬥爭在最前列，組織工農為民族的和階級的目標而奮鬥。世界革命在西方被阻止，但在東方將起來。世界帝國主義鏈條將在其最薄弱環節——廣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突破。

1925—1927年中國發生的事件看起來有力地證實了這種看法。因此，在全世界、在各個方面，都對廣州和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產生巨大的興趣。因此，各國反動派都叫囂要對中國進行干涉。也因此，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不許干涉中國！”的示威運動。也因此，全武漢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尋求希望和團結。

全國工會會議在武漢舉行時，有許多外國兄弟組織的代表團參加。參加者中包括湯姆·曼這樣的英國工人運動前輩，還有美國共產黨的厄爾·布勞德等人。在文化領域，在那些革命精神高漲而形勢十分危急的日子裡，武漢觀眾卻看到了許多外國藝術家的演出，其中有著名美國舞蹈激進革新家伊莎多拉·鄧肯建立、當時設於莫斯科的藝術團。

但是，隨著令人興奮的勝利，烏雲正在籠罩上來。

武漢出發的北伐軍仍在取得勝利，但其精銳部隊（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揚、有共產黨人參加的部隊）在前方傷亡很大。越來越多的惡兆顯示，後方有些將軍正明目張膽地想要重複蔣介石那樣的叛變。

5月19和21日，在農民運動最為高漲、有些地方已從地主手裡奪取了政權的湖南省①，當地國民黨軍團長許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殺同樣的手段把農民運動鎮壓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藝性回憶錄《逃避的道路》（企鵝叢書）（英文，1981年）中讚頌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見該書第18—22頁。

由於同樣的階級根源，在“有名的國民黨左派”高階政壇人物（包括汪精衛）中，機會主義正在增長。這些人一方面被對方的軍事優勢所嚇倒——用鮑羅廷所作的生動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們更怕工農群眾。作為他們的主要支柱的工農群眾正在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力量，並要求把他們在那些漂亮言辭中許諾的改善措施兌現。看來已經臨近的革命勝利果實應該歸誰？這就是矛盾衝突的核心——這種矛盾衝突存在於南京的蔣介石和武漢的汪精衛之間，也存在於蔣介石、汪精衛和人民群眾之間。

在武漢的領導人中間，只有極少數在危險的漩渦中毫不動搖，決不違反自己所持的原則和貧苦人民的期望——宋慶齡是其中之一。“左派國民黨中唯一的男子漢”。這是鮑羅廷對她的讚譽。雖然帶一點大男子主義的色彩。在那裡的所有革命的國民黨人中，現在只剩下兩位婦女了——周恩來這樣談到她和何香凝。當然並不止她們，而是還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鄧演達，軍隊政工首長；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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