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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還十分重視各種社會團體的作用，如“東亞聯盟”、“皇協會”，等等，數目繁多，以華北的“新民會”為例，“新民會”成立的宗旨，即在於實行“新民主義”，按日偽解釋，“新民主義”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範則是日本的皇道政治。華北日軍特務部長喜多曾對此解釋說：“王道”一詞聽起來太古老了，為便於向公眾宣傳，應該把它改稱為“新民主義，因為新民一詞聽起來比較現代化，對青年人有吸引力。”新民會建立後，除分擔電話、廣播、書刊等文化宣傳作用之外，逐漸又擔任了組織合作社、兼辦醫療等活動，完全是日軍得力的謀略工具。曾目睹“新民會”醜行的英國教授班威廉寫道：“新民會在日本顧問指導下，負責精神上奴化中國人的任務。所用方法的卑劣幾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謠和欺騙，敲詐和勒索，腐敗和爭奪，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種種最下流的行為都在這種機構裡培養出來，專為破壞人民道德，動搖大眾的信念。”＇〔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記》，新華出版社中譯本，1988年版，第7～8頁。＇

日本侵略軍出於對儒家文化的利用，還計劃在孔子的故鄉設立一所教授儒學的大學，以實現土肥原所鼓吹的“東方文化的復興”。＇土肥原賢二：《日本對華政策的基礎》，1938年11月第614期《中央公論》第116頁。＇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汪精衛等大小漢奸集團都利用儒學為其降日罪行辯解。1940年汪精衛政權“還都”南京後，汪在其慶祝大典上即大談儒家的“罪已內省”之功，要求中國民眾以“嚴於罪已的精神”來解釋日軍的侵略戰爭。總之，利用中國的文化傳統以統治中國人，這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以華制華”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佔領區實行種種殖民統治政策，雖給中國抗戰造成相當的困難，但侵略者滅亡中國的企圖終究不能得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挺進敵後發動和組織人民武裝，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收復大片敵佔領土，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敵展開持久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鬥爭，使日本推行的“以華治華”、“以戰養戰”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擊。

在淪陷區的人民，不堪忍受日偽的政治統治、軍事鎮壓和經濟的壓榨，自發的以各種形式與日偽展開不間斷的鬥爭。為領導淪陷區人民的反日鬥爭，中共中央規定淪陷區實行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在淪陷區的中共地下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的方針，結合各地區的實際情況，領導人民群眾靈活地展開對敵鬥爭。北平的中共地下組織，除在抗戰初期動員了大批黨員、“民先”隊員，到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外，還以隱蔽的形式在群眾中開展抗日宣傳，多次組織募捐活動，將募集的毛巾、手套、襪子、鉛筆、紙張、藥品等送往抗日根據地，以募捐的資金力抗日根據地購置電訊器材和油印機等。地下黨組織利用各種機會和有利條件，建立秘密交通網，並設法打入敵偽機關和要害部門，積極蒐集敵人的情報，以配合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共天津地下組織，領導工人以各種合法的形式同敵人作鬥爭，如請假、怠工、破壞裝置和產品。1936年日本在天津老閘口開辦的天津昌和廠，後來改力生產軍火。工人們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廢品、以壞充好、虛報數字等辦法肢壞生產。中共上海地下組織，以遣散難民的名義，動員了大批青年學生、青年工人和各種技術人員到抗日根據地工作，為新四軍籌集和購置藥品及急需物資，並秘密送到抗日根據地。在日本統治較嚴密的東北淪陷區，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日聯軍和東北各族人民，進行著艱苦不懈的抗日鬥爭，使日偽的損失和消耗不斷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連甘井子石油工廠被愛國者“放火團”燒燬，日本損失石油6萬餘桶及其它物資。類似的大火，在大連屢屢發生，據大連敵《日日新聞》報統計，約有50餘次，損失日幣2000餘萬元。至於敵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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