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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頭，驢12。5萬餘頭，羊172。5萬餘隻。

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促進了城鄉手工業和商業的恢復和發展。

工業方面：首先是小手工業有了顯著的發展，1940年邊區私人手工業比1939年增加1倍，公營企業也有了初步基礎。從1938年起，先後創辦了難民紡織廠、造紙廠、被服廠、農具廠、製革廠、製鞋廠、印刷廠、機器製造廠、石油廠及八路軍制藥廠等。還有制燈、肥皂、麵粉等工廠。到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工業與資金均比1936年增加5倍以上，解決了邊區部分需要。

商業方面也開始發達起來。以前歇業的老店鋪重新開業，到1939年初，又新開設了1000多家店鋪。此外還發展了一批公營商店。農村集市重新開放，安塞、定邊、淳耀等8縣開闢了30多個新集市。

合作事業也有了相當的發展。除消費合作社外，還有生產合作社如紡織合作社等。邊區的合作社，不是以贏利為目的，它是調劑市場、便利人民的經濟組織。

交通方面，陝甘寧邊區政府十分重視，開闢了定慶、慶臨、延志、延靖、綏靖等許多汽車路與大車路，並對己有道路進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設，保障了國防軍事交通，發展了運輸事業，幫助了經濟的發展。

邊區經濟的發展，使邊區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農民不但解除了飢餓的威脅，而且有許多家庭有了剩餘，能拿到市場上交換，並有餘力添置農具和生活用品。在農村，貧困戶數逐漸減少，中農戶數逐漸增多。如安定縣4個行政村228戶，在1936年前，中農10戶，1940年春有中農126戶。在城鎮，由於就業機會的增多，工人失業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資普遍得到提高。

從全國抗戰爆發到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在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的領導及人民群眾的艱苦奮鬥下，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為邊區的鞏固和發展，為支援長期抗戰，也為逐漸擺脫對外依賴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創造了有利條件。

四、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建設

（一）中國共產黨抗日的教育方針和政策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教育政策，繼承和發展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教育的革命傳統，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實行了以抗日救國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必須實行國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全國抗戰爆發後，毛澤東指出：必須實行“國防教育。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頁。＇

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指出，應該“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頁。＇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又指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

進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務，在於實行如下各項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訂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

第二，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後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

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後代。”

同時指出：“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配合，二者間的不配合現象亟應免除。”＇《毛澤東軍事文選》，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頁。＇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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