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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的華爾街新手一樣，我對場外市場（Curb　Market）抱有濃厚的興趣。場外市場多年來一直在布羅德街（Broad　Street）上，是塊用繩子圍起、大約20平方碼的空地。無論颳風下雨，場外市場的經紀人都會聚集在這裡進行露天交易。下大雨時，他們都穿上油布衣；冬季天氣冷，他們會戴上耳套。許多經紀人戴著色彩豔麗的帽子以便指令員找到自己。這些指令員在附近大樓的窗子裡俯視著場外市場，他們和經紀人透過複雜的手勢不斷交換著指令和資訊。雖然場外市場遠不如紐約股票交易所重要，但那兒也在交易許多一流大公司的股票，以及大量其他各種各樣公司的股票。成交量經常很大，每天有幾百萬美元的成交額。儘管場外市場的硬體設施顯得古怪可笑，但它的運轉卻很有效率。10年後，場外市場搬進了一幢位於三一教堂廣場西部的新大廈。又過了20年後，這些保守分子將紐約場外市場（New　York　Curb　Market）改名為美國證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原名過於謙卑，新名則過於張揚。但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還是叫它場外市場，他們對布羅德街上那些滑稽的紅帽子還有些念念不忘。

做了四個星期的跑腿員後，我來到了債券部。債券部單獨佔一間房子，四周無遮攔，與客戶室及報價臺只隔著一條走廊。在我到來之前，債券部的成員包括兩名年輕的債券推銷商，他們從大學畢業已有幾年，經驗比較豐富。其中之一是丹尼爾·羅勃，公司合夥人傑克·羅勃的外甥。丹尼爾面板黝黑，背有點駝，工作非常賣力，為人十分嚴肅。另一位是哈羅德·羅斯——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類人。他個子高、身材勻稱、英俊瀟灑、金髮碧眼，是個出色的游泳運動員，很大程度上也是個花花公子。不久他便恬不知恥地把自己的座右銘透露給我：“能使別人替你做的事自己千萬別去做。”他成功地將這一原則應用到幾乎所有工作上。他總是能讓別人替他幹活。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命運給這兩位年輕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結果。這位感情豐富、幾乎將自己全身心奉獻給工作的丹尼爾·羅勃與公司的愛爾蘭籍接線小姐結了婚，後來在20年代的投機生意中輸得傾家蕩產。而那位泰然自若、從未真正忙於工作的哈羅德·羅斯則繼承了他父親的財富，成為一家大證券公司的合夥人。這實在是對傳統道德的玷汙。

我要同時完成兩項任務：第一，儘可能多地學習債券知識；第二，在債券部中儘量發揮自己的作用。丹尼爾和哈羅德幾乎每天都要給那些可能的債券購買者傳送債券推薦表，而我的主要工作是給表上的債券作一簡單介紹。即便是在空閒時間，我也認真自學債券知識。我給自己準備了一本活頁筆記本，在每一頁紙上我都以便於記憶的形式記下某種債券的一些重要資料。經過這麼多年後，我仍然記得那本黑色筆記本的模樣，以及其中的某些內容。第一頁的內容是：“艾奇遜…託皮卡和桑塔費公司，總額4000美元，1995年到期，年利率15％。”當時我肯定記錄了上百種債券的資料。我將它們的發行規模、利息率、到期日期，以及留置權條款一一默記在心。現在我已經搞不清楚為什麼要把這些內容記住，實際上我可以很方便地從債券說明書或筆記本上得知這些內容。毫無疑問，這是我的虛榮心在作怪。開始時我背得很成功，後來這些債券內容在我的大腦中完全混淆了起來，於是我便把它視為一項糟糕的工作，不再做了。但在幾個月後，我卻驚奇地發現這些數字仍歷歷在目。我幾乎成了“鐵路債券的活動說明書”。

1914年7月，奧地利王儲在波斯尼亞薩拉熱窩的被刺引發了維也納與塞爾維亞之間的戰爭。紐約股市對當時歐洲的緊張局勢不大關注；大家以為這種緊張局面肯定會結束，就像幾年前的阿加迪爾事件一樣。這時我拿到了費·貝塔·卡珀聯誼會的徽章，我驕傲地用一根錶鏈把它戴在馬甲上。公司最年輕的合夥人，不久前還是菸草商的蘭斯特·紐伯格為公司的職員能有這樣的榮譽深感震動。一個小時後他對我說：“本，我能否請費·貝塔·卡珀聯誼會的成員為我出去買包煙？你知道我要哪種牌子。”於是我便受命跑了出去，徽章在我胸前亂晃著。

我所從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寫市場報告。薩繆爾·紐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場內經紀人，在閉市後他必須將當天的股市情況記錄下來。這些記錄要送到公司的發源地費城，以便使當地的客戶相信公司在紐約的布羅德街和華爾街上表現很好。薩繆爾·紐伯格很不喜歡幹這種瑣事，於是他便把這一任務轉交給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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