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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狀況又如何呢？說來話長。與通常的印象和傳聞不同，除了暴飲暴食的機會多一些外，匪眾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狀況，未必能超過普通自耕農，很少有財富積累，其風餐露宿、顛沛流離又苦於自耕農。這種基本估計，與大多數土匪嚮往招安，願意“吃糧當兵”的狀況也是吻合的。當然，匪眾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紅中佔大股。當年梁山泊好漢分紅也是如此，搶劫來的財富，留寨50％公用，其餘50％再一分為二，11位頭領分一半，七八百個嘍羅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達六七十倍，還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來得平等。

以38％強的死亡率，換取僅夠維持溫飽的生存資源，這便是土匪的生意。這條以性命搏取命資的活路，其實是拿未來數年間的較低死亡率，替換目前旬月間的較高死亡率。

什麼人願意做這種死亡率將近40％的生意？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察哈爾盜匪案件執行死刑人物一覽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槍決的108名盜匪出身如下：

1。無業遊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農民8人。5。小販5人。6。匠人4人。7。傭工和商人各3人。8。伙伕和工人各2人。9。醫生1人。

另據陸軍部檔案中處決的土匪出身職業統計，民國三年（1914年）至民國十四年（1925年），山東、安徽、河南南陽、東北地區、貴州等地共處決土匪1105人，其中：1。遊蕩無業860人。2。當兵70人。3。傭工苦力53人。4。務農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工匠、小販、拉車、剃頭、唱戲等等）。被處決的1000多人中，沒有一個來自上層階級。

在這兩份統計中，農民都排在第四位。請設想一下，假如劉某被地主奪佃了，失去了命產，而他又沒有別的本事，眼前還有什麼出路呢？一是賣命當兵，二是賣力氣當苦力。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這兩個行業雖然沒有命產，卻能“以身為業”，用血汗換取命資。

再設想一步，假如劉某被軍隊遣散，或者被老闆解僱，他卻如何是好？這時候，劉某的身份就成了無業遊民，即土匪的最大來源。當時的無業遊民，大體是掙扎於血線之下的社會集團。在較大範圍的陸軍檔案統計中，土匪中無業遊民的比例高達78％，而且立場也最為堅定，他們是土匪團伙中的永久性骨幹。

由此看來，劉某為了保住佃權而當臨時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淪為專業土匪的意義。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權競爭者的懷疑，風險陡然增大，被迫轉為專業。

賣命的計算之二：制度建設

同樣是以命換錢，發展水平卻有低階階段與高階階段之分。

低水平的馬賊，攔路搶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穩而且風險巨大，這是性命與錢物的直接交換，屬於破壞性比較強的低階階段。高水平的馬賊，發下通知（飛葉子），立下規矩，坐等人家納貢交費，與官府收稅相似。此時，性命換來的乃是一種制度，這是收入穩定而且破壞性較小的高階階段。

《關東馬賊》介紹說，專有一種“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搶劫，不綁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經的道口、山貨下山必經的山門河口等地方設立關卡，對貨主、商旅的貨物加以提成。他們常在一個地方坐等吃票，或季節性派出嘍臨時設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報官者命運難卜。

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東北東部、東南部開放，採參的、放山的、打獵的、淘金的、採藥的、放排的，多得很。匪幫在路口、旅店、客棧、車鋪、賭場、妓院、貨棧、車站、碼頭、渡口等要隘地方設下暗卡、底線、坐線，經過者必須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則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夠坐吃，土匪就不會辛辛苦苦地冒險搶劫。問題在於，要有許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經營，拉好保護網，佈下偵查網，鏟###抗者，趕走競爭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過，一旦建立了這種制度，既得利益集團只需付出維護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見血地苦幹。那時，有能力搶劫卻不必搶劫，甚至還要禁止搶劫。而處於低階階段的土匪，只能靠搶劫為生，被迫過著刀頭舐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見。

海盜的情況也是如此。清朝乾隆嘉慶年間（1790年…1810年），經過幾代人的潛伏發展，華南海盜進入了鼎盛時期。穆黛安在《華南海盜（1790…1810）》第五章中介紹了“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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