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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黨的同志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但不要緊，**的火種還在，我們要堅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捷爾任斯基看著張雅婷說道，“而你堅信這一點，克里斯蒂娜同志，所以一直沒有放棄，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聽到敬愛的捷爾任斯基同志親口說出這樣和藹可親的誇獎的話，張雅婷雖然想要極力的保持鎮靜，但因為激動的關係，身子仍然不由自主的微微的發起抖來。

同大多數肅反委員會的初期領導人一樣，捷爾任斯基也不是俄羅斯人。他1877年出生於一個波蘭地主知識分子的家庭，幼年時他把自己的志向定為當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還是在中學時他就又迷上了馬克思主義，並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一年後他放棄了學業，目的是“向人民學習，和他們更接近”。後來他說，他很快成了一個“能接近普通大眾的成功的宣傳家，比如在群眾集會上，晚上在小客棧裡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爾任斯基稱自己是“民族主義者的死敵”。1900年，他成了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該黨領袖是羅莎？盧森堡。這個黨不是主張波蘭獨立，而是主張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及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合作。任何一種形式的折衷對捷爾任斯基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捷爾任斯基曾經不止一次的說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愛，我不能只奉獻出靈魂的一半，我要麼貢獻出我的一切，要麼什麼也不付出。”；

在經過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多年的流放、飄泊和三次逃跑之後，捷爾任斯基終於獲得了自由，並加入了布林什維克。先是以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代表的身份，而後他在1917年夏的黨的代表會議上被選入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後來捷爾任斯基又積極參加了十月**。

在擔任肅反委員會主席一職的第一年，捷爾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盧比揚卡自己的辦公室裡。因為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嚴於律已的作鳳，他得了“鐵費利克斯”的綽號。

捷爾任斯基及其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同反**鬥爭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經人民委員部認可的，即“沒收財產、遷移、吊銷供應證、公佈人民敵人的名單，等等”。而恐怖手段則成了肅反委員會的主要武器。列寧沒有**後他所面對的反對勢力的規模會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識到，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專門暴力體系”。“在階級鬥爭中，布林什維克不能侷限於過去對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寧認為，1871年巴黎公社這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起義之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在於起義者將過多的希望寄託於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於用**資產階級，結果是埋葬自己。列寧嚴厲批評了“知識分子對死刑的偏見”。他認為，人民群眾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寧就贊成人民群眾自己去主持審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機分子”。他千方百計鼓勵那些反對“階級敵人”的行動，包括恐怖行動。

捷爾任斯基並非是個天生殘酷之人，和列寧一樣，他確實是由於對自己出身的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仇恨而熱血沸騰。他對妻子說，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軟”地保衛**。他告誡自己的助手們：“我們不是在對個別人作戰，而是在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在調查時你們也勿需尋找證據來證明被告在行動上或言語上是否反對蘇維埃政權。你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應是：他是屬於哪個階級的？是什麼出身？受過什麼教育？從事過什麼職業？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可以確定被告的命運。‘紅色恐怖’的意義和內涵就在於此。”

捷爾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紅色恐怖”不過是因為這種手段是階級鬥爭的客觀需要。而肅反委員會的一些成員，尤其是各個地方上的成員，他們卻以這種殘酷的權力為樂，並不珍惜這種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識形態意義。

除了搞恐怖活動，肅反委員會在同反**的鬥爭中也常使用間諜。雖然捷爾任斯基曾反對使用奸細這種沙皇時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這方面地道的專家。在1918年初，肅反工作人員就經常採取派遣間諜這樣的行動。“嚴酷的階級鬥爭形勢要求儘快行動，搗毀反**巢穴。任何一步失誤都有可能付出肅反工作人員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誠是他們天生的品質。”一些肅反工作人員假稱自己是過去沙皇軍隊的軍官，“很快就打入敵人的內部，揭露了白俄地下組織的許多成員，並弄清了他們秘密接頭的地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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