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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靜庵未提起讓姐夫李雲經上他的公司做職員，這是李雲經夫婦不曾料及的。也許，莊靜庵認為李雲經輩分比他高，不便指使管理。莊靜庵在商言商，絕不把公司人事與親戚關係攪和在一起。

李雲經長期生活在傳統倫理氛圍中，他明白這是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卻不那麼容易接受。莊碧琴欲去質問弟弟，被李雲經制止。他不想給內弟添太多的麻煩，來香港投靠內弟，已是萬不得已。

李雲經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四處碰壁。他心中泛出一股失落感，在家鄉，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學校長。他的淵博學識，使眾多的財主富商黯然失色。

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一切都顛倒過來，拜金主義盛行，錢財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惟一標準。沒有人向李雲經請教古書上的問題；更沒有人誇獎兒子嘉誠吟誦詩文的出眾稟賦。

不惑之年的李雲經，陷入深深的困惑。

莊靜庵異常忙碌，沒日沒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個小時。他初時，經常來看望姐夫一家人，問寒問暖。漸漸，他來的次數愈來愈少，有時，幾天不見他的人影。莊靜庵對自己家人亦是如此，他無暇也無閒情逸致，與家人安安靜靜相聚一堂，或外出睇戲郊遊。

生意沖淡了家族氣氛及人際關係。李嘉誠　稍大後，莊靜庵深有感觸地說：“香港商場，競爭激烈，不敢鬆懈懶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萬貫家財，也會輸個一貧如洗。”

除舅父這門至親，父母在香港還有不少親友同鄉。他們來看望李家一兩次，便杳無音信。潮人在異國他鄉，以團結互助而著稱，故能發達。其實，“幫襯”（幫忙）是有限的，潮籍富翁，無一不是靠自己的勤儉毅力，搏命搏出來的。

李嘉誠回首往事，如是描繪他少年時的心態：

“小時候，我的家境雖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讀書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隨先父來到香港，舉目看到的都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就感到這個世界原來是這樣的。因此在我的心裡產生很多感想，就這樣，童年時五彩繽紛的夢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誠指的是一種社會現象，而非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少年李嘉誠，尊敬並崇拜舅父莊靜庵。舅父不像他先父叔伯，總是引經據典大談倫理道德，舅父是個實用主義者，是個不喜清談的搏命猛人。

父親李雲經雖對香港的商業文化格格不入，但他明白，要想在香港生存，非得融入這個社會不可。他不再向兒子談古數典。

李雲經找到了工作，在一間潮商開的公司做小職員。其時，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香港商會號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購置飛機武器支援中國軍隊。李雲經捐出寶貴的數仙港幣，而那些富商們，動輒捐出數千上萬港元。

喊了半輩子教育救國的李雲經，對友人感嘆道：“實業亦可救國。”

同是接受傳統文化，潮汕淪陷，李氏家族的同輩人，惟李雲經舉家逃往香港。這是不是意味著，在人生之路彷徨的李雲經，無時不向往外面的紛紜世界？可以這樣說，沒有李雲經的舉家遷徙，就沒有今日的李嘉誠。

來港之後，李雲經對兒子的教育大有改觀。

他不再以古代聖賢的言行風範訓子，而是要求嘉誠“學做香港人”。我們從李雲經身上，可以看出潮人適應外界環境的能力，他們不論漂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與當地文化很好地融合一起。更可貴的是，他們及他們的後代，把根留在祖國及家園，不忘自己是潮汕人。

李嘉誠對父親的教誨心領神悟。香港的華人流行廣州話，廣州話與潮汕話屬不同的語系，在香港，不懂廣州話寸步難行。

李嘉誠把學廣州話當一門大事對待，他拜表妹表弟為師，勤學不輟。他年紀輕，很快就學會一口流利的廣州話。

困難的是英語關。李嘉誠進了香港的中學念初中。香港的中學，大部分是英文中學，即使中文中學，英文教材也佔半數以上。

這是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化教育的結果。從客觀上講，有助於提高港人商業文化的素質。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化大都市，與港人的整體英語水平分不開。懂得英語，能更直接接受西方文化，從事國際間經濟文化交流。

李嘉誠不再是學校的驕子，他坐在課堂裡聽課，如聽天書，不知所云。其他同學，從小學起就開始學英語，李嘉誠深知自己的不足，心底泛出難言的自卑。

李雲經詢問兒子上學的情況，他說：“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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