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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毛澤東開門見山：炳南同志，上一回你說的多，我說的少。想了兩天，有些意見還是要發表出來，供你參考。

毛澤東提示的要點多在與美接觸時的策略方法上面。他說：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你要多用一種勸說的方法，譬如說，你們美國是一個大國，我們中國也不小，你們何必為了僅僅不到一千萬人口的臺灣島嶼與六億人民為敵呢？你們現在的作法究竟對美國有什麼好處呢？你在會談中要多用腦子，謙虛謹慎，說話時不要對美國人使用像板門店談判那樣過分刺激的語言，不要傷害美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都是偉大的民族，應該和好……

言者諄諄。

聞者諾諾。

若干年後，王炳南迴憶：毛主席的一篇教誨，反映了他對美外交一以貫之的思想，那就是同美國鬥爭，不等於一見面就要攻擊、罵娘、吵架，還要講求方法，學會依理做工作，爭取美國的民意民心。在同美國尖銳對立的時代，這樣的看法是非常理智的。沒有這樣一個高瞻遠矚的外交工作大思路，就很難有七十年代的尼克松訪華和中美建交。

9月6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宣告，重申中國解放固有領土臺灣的決心，警告美國若要挑起戰爭，應對其後果負全部責任；同時也表示，為了再一次進行維護和平的努力，中國政府準備恢復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

當天，美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歡迎周總理的建議，美國大使級代表準備“隨時”同中方代表舉行會談。

香港傳媒評述：“美國同意恢復雙邊大使級會商，是預料中事。然美國如此迅速作出反應，贊同中方建議，又實屬罕見。給人以美國早在期盼、等待、更加急切的印象。”

臺海風微浪小，中美擺譜罷談；臺海狂風巨浪，雙方愈是要談。這恰是1958年中美外交關係的一個特點。似乎可以證明，只有當外部環境形成危機性的壓力時，中美間才會產生出相互接近接觸的內在動力。當然這種內力還遠非發自改善關係的願望，而是源於各自利益和共同利害的需要。

2

9月10日，王炳南離京。

當日沒有飛蘇聯的班機，周恩來連夜打電話親自聯絡安排，調來一架專機送王炳南到伊爾庫次克，然後換乘蘇聯飛機赴華沙。

臨行前夕，收到周恩來的一封親筆信：

炳南同志：

現將發言要點（草稿）打送給你。在第一次會談中，如果美方急於要

表示自己的意見，可讓他先說，照杜勒斯今天見記者的談話，這種可能是

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餘地，你不忙提出我方

方案，而將其過分荒謬之點予以評論，其他則保留下次會議再予以全面回

答。如果美方不提具體意見而又急於要知道我方意見，我方亦可使用這一

發言要點，並將預定方案提出。

如第一次會談為純技術性事務作安排，雙方只作一般接觸，則發言要

點第一段稍加發展，可作你在第一次會談時的底稿。

如何，請酌辦。

周恩來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

懷揣錦囊，踏上征程的王炳南感到心中愈加堅實有底。

王炳南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官，但實際上，早在三十年代，他的外交生涯便開始了。中國共產黨與美國的交往，並非始自它成為新中國的執政黨後，而是於抗日戰爭時期就有所接觸。

1938年，為了適應宣傳黨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南方局外事組，王炳南任組長。在重慶，小組的工作任務是爭取國際援助，重點物件為美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組廣泛聯絡，深交朋友，工作活躍而富有成效，與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參贊範宣德交往頻繁，同戴維斯、謝偉思兄弟等美國使館一批年輕的外交官，結為好友，並同富有正義感、誠實直言的美國遠東戰區總司令史迪威將軍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關係。王炳南的得意之筆是，外事組經過艱辛努力，終於實現了打破國民黨封鎖、組織美國新聞記者訪問延安，實現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領的美軍觀察組長駐延安。他們向世界大量報道了受到人民擁護、積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向美國政府正確報告了中國局勢，反映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消極抗日。氣得蔣介石大發雷霆，臭罵國民黨龐大的宣傳機構竟遠不如共產黨的一個小組。他怒氣衝衝寫了個條子給國民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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