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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化壽命長，有的文化壽命短。無論一個文化的壽命長或短，我們總沒有理由說一個文化的壽命一定是與人類的壽命等長的。一個文化的壽命之短或長，除了生物邏輯和自然邏輯的原因以外，通常是與它對內部及外部的適應力相關的。人類文化的發生已經約有一百萬年以上，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文化有這麼長的歷史。在事實上，許許多多文化寂滅了，另外有些文化在轉形中揚棄著他們的過去階段。巴比倫文化、亞述文化不見了；美洲的馬耶文化（Maya　culture）、印加文化（Inca　culture）都是頗高的，但是今日只有遺蹟可尋；埃及文化已經蛻變得面目全非；近東的古文化已為石油所淹沒；印度文化正在蛻變的過程裡。自從中英戰爭以來，中國文化一直在困難中變遷。近一百二十多年來中國一切重大困難都是從文化出了問題衍生出來的。而文化問題則圍繞在“變”與“不變”這個軸心上打轉。因此，我們要了解中國近代的重大問題，必須把握著這個軸心。無論中國人自己願意不願意，中國文化事實上是在變遷過程中。然而，不幸之至，這一變遷的開端是“船堅炮利”逼出來的。這是一個不良的開端。以後中國文化的適應不良（maladjustment）也與這一不良的開端有關。可是，無論良或不良，開端既始，巨大的變動正在進行。颱風正在狂吹，誰能用勉強的方法阻止？誰能藉懷古之幽情來挽回？

自從地球生成以來，無時無刻不在變動之中。變是無可抑制的。問題在怎樣變，問題在能否把握變，問題在如何變才不會亂。如果科學的理知對於認知並且進而對處理人類的現狀和將來能夠多少發生作用的話，那末我們就不是沒有理由來關切：怎樣變才可滿足有血、有肉、有心靈的個人之要求，怎樣才適合一個變動中的世界大環境，怎樣才能給大家一個確可見及的光明遠景。

我們要能使這些問題走上解答的途徑，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首先，我們必須明瞭什麼是文化；其次，我們必須明瞭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結構和功能；再次，我們必須明瞭變動裡的中國社會文化。我們把這些基本條件弄清楚了，然後可以進而對於中國文化的前途作一番探討。

一　清開道路

近年來，許多人士熱心探討文化問題，甚至引起論爭。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文化”一詞，在知識分子之間用得太鬆泛，因而易於引起思想和討論的混亂。同時，文化固然不能離開價值；但是，我們在“論及”文化時，是把這裡的價值當做一種物件來看待。我們把文化當做物件來看待時，不能對價值再作價值判斷。我們在把文化當做物件來看待時之不能對價值再作價值判斷，正猶之乎醫師在診斷病情時只能問某一病疾的實況怎樣怎樣，而絕不可問某病該不該患。問某病該不該患，那是倫理家的事。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尤其是，醫師在診斷病情時，不可有意無意預存對某種疾病的好惡之情。就一位倫理家的立場來說，也許患梅毒是一件可惡的事。但是，就一位醫師的立場來說，既不可喜好梅毒，又不可厭惡梅毒。“論及”文化也是一樣，論及者不可同時將自己對於作為論及的物件的價值戴上價值顏色的眼鏡來看。當然，這是一件很難辦到的事。可是，為了得到論斷的客觀效準，我們須盡力之所及來辦。辦這件事的簡易方法之一，是我們在論及文化時使用直敘語言。複次，許多人士在談論文化問題時彷彿很起勁。可是，稍一究詰，文化是什麼，也許大家會多少感到茫然。這種情形，不獨中國文化分子為然，外國知識分子也常如此。羅威勒（）說得很妙：

……我被託付一項困難的工作，就是談文化。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我們想用字來範圍它的意義，這正像要把空氣抓在手裡似的：當著我們去尋找文化時，它除了不在我們手裡以外，它無所不在。

“文化”一詞在近代人類學上的專門意義始於英國人類學家泰勒（Tylor）一八七一年的用法。德文　Kultur則始於一七九三年。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葉，有些人士所談文化正如克魯伯等人類學家所說，只能算是似是而非的歷史重建。在中國文化裡，目前若干人士將“歷史”與“文化”隨意地聯在一起，並且染以“道統”和“理學”色彩，也是屬於這一類的構造。這樣談文化，也許是志在恢復正在激變中的原有文化。我們現在的目標是認知文化。我們要認知文化，最好是看以研究文化為專業者所作切實經驗的研究之成果。我們要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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