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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入《商報》，恢復其極為醉心的新聞事業，再作記者，自稱為“餘正式任報館工作第二期之開始”。但“數月後，覺鄺、陳諸人，思想太陳舊，對編輯方針不瞭解，頗苦之”。

翌年，《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陳布雷與兩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實內容、改革版面為事。每週撰評論五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欄改刊《每週大事述評》，由潘公展執筆。陳布雷謙謂：“餘自以學識寡陋，深自韜匿。社交宴會，不常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何人主持者”。與上次在《天鐸報》時期與報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還，且喜向人請教，大不相同。但因與《中華新報》旬日筆戰，以文字結交張季鸞。于右任辦《民立報》時期，張季鸞任日文編譯，未以文章與國人相見，當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氣、富活力，亟思自創局面，有所表現。經數年之奔走籌備，卒創辦《中華新報》。編輯部有談善吾、楊塵因及舊《民信報》一部分人。張季鸞擅口才、廣交遊，與政治舞臺人物，多有接觸，於國內外時局形勢極了解，故其論評，時有獨到處。張因讀《商報》與《中華新報》反覆辯難的文章，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的異軍。轉輾詢問，始知佈雷之真名。陳布雷“某日特往訪，自此遂訂交焉”。此後張北上辦《大公報》，與陳友情益灃。《中華新報》報齡約十年，以營業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吳稚暉所著《脞客座談話》先在該報連載，後即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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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軍閥爭主權（1）

倒軍閥，爭主權，陳畏壘倡“全民革命”

上海當時各報評論未有署名制。《商報》原決定不署名，因執筆者雖為個人，而文字內容則代表整個報社意見，故採各國報紙新制，評論不署名。在其時中國報界，則為新創。社會不察，以為《商報》無社論專人，無自撰之社評，於是《商報》不得已，亦署名以從俗。陳布雷乃以“畏壘”署名，自1923年（民國十二年）初始。

1924年（民國十三年），《商報》出版已滿三年，漸有聲譽。陳布雷說：“餘等益奮發自愛，公展、更生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嘗稍懈，同人相處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積極，在望平街中為僅見。餘是時撰社論漸覺純熟，自信心亦加強，於政治外漸涉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及工商諸問題。讀者常有投書慰勉並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對《商報》尤愛護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經去函徵文，無不應者，益信耕耘必有收穫也。”是年齊、盧戰起。《商報》立場，鮮明的反對曹錕賄選。第一版全版用大號字排印，下印曹錕照片，稱之為“捐班總統”。對齊、盧之戰，袒浙抑蘇。盧永祥一蹶不振，孫傳芳引兵入浙，《商報》又一貫反孫。在政治立場上，《商報》與廣州國民黨遙相呼應，如出一轍。曹錕被逐，段祺瑞入京為執政，北京政局，似一時頗有澄清之現象，陳布雷與報社同仁，鹹感興奮，對執政府措施，時時著論，以善意而嚴正之詞評之。是年7月，陳布雷在《商報》本埠新聞欄論評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審於會審公廨，幾受縲紲之災，卒以克威律師之辯護，罰金了事。同受審者，有《中華新報》及《民國日報》。

病逝後的孫中山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商報》著論哀悼。上海《時事新報》同日有論評，竟謂“中山先生之精神，早於與陳炯明決裂時死去，今不過形骸逝去而已”。陳布雷大為不滿，次日著“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以反應。《時事新報》無詞以答。《時事新報》之前身為《時事報》，創刊於民元前五年（光緒卅三年，公元1907年）12月，後與《輿論日報》合併，改名《輿論時報》。1911年4月，改稱《時事新報》。初為維新派機關報；入民國後一變而為進步黨機關報，常有反對國民黨的言論；北伐後該報又投入新財團之懷抱，立場不一貫。抗戰時遷渝出版，勝利後復員上海。上海解放，停刊。

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商報》每日撰論指引各界行動，監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張縮小物件，俾罷工工人，生活不生困難；繼於交涉中主張以懲兇及保障為第一任務，應拒絕接受賠償金。因此，交涉使許秋帆竟不敢遽然接受英方75000元之支票。

當時陳布雷的四弟陳訓慈正在寧波效實中學任教，兼顧老家家務，陳布雷給他四弟寫家信時，也透露了他的一腔愛國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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