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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痺清政府的注意力。他們在中日親善和好的外衣掩蓋下，實現侵略陰謀。

伊藤一行於1885年3月間抵中國，其時，中法戰爭尚未結束，一時謠言紛紜，都相信日本是乘機要脅，可能提出許多苛刻要求。徐承祖於伊藤起程前給李鴻章的電報，比較能猜透伊藤來華的真正目的：伊藤企圖迫使清廷懲辦吳兆有、袁世凱等，將竹添的罪責轉嫁於中國駐軍，並使中國駐朝鮮官員將來不敢輕於開罪日本。至於撤退中國駐軍，更是日本最關切的問題。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清除日本在朝鮮侵略活動的障礙。

在中國方面，關於懲辦在朝武弁一點，清廷自始即認為吳兆有、袁世凱所辦並無不合，絕不允日本的要求。後來李鴻章與伊藤對此事責任問題，反定辯論，日本的訛詐沒有成功。關於中日撤兵一點，是李、伊天津談判的中心問題，其影響極為重大。早在“漢城條約”簽訂後，井上馨就向中國駐日公使提到撤退中日兩國駐兵問題，清廷認為中國駐兵朝鮮在保護屬國，且經朝鮮王屢請留防，中國在道義上沒有撤兵的理由。但是，李鴻章則是主張撤兵的（在日本撤兵的條件下）。之後，李、伊談判又由撤兵問題談到了兩國共同出兵互相知照。

1885年4月16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了《天津條約》，其約款如下：

1、議定中國撤駐紮朝鮮之兵，日本國撤在朝鮮護衛使館之兵弁，自畫押蓋印之日起，以四個月為期，限內各行盡數撤回，以免兩國有滋端之虞。中國兵由馬山浦撤去，日本國兵由仁川港撤去。

2、兩國均允勸朝解國王教練兵士，足以自護治安；又由朝鮮國王選僱他國武弁一人或數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後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教練。

3、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天津條約解決了“甲申政變”遺留下來的中日之間的問題，矛盾是暫時緩和了，但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李鴻章在《天津條約》中允許日本與中國有共同的派兵權，這就成為甲午戰爭的伏機，其有害於朝鮮和中國是極明顯的。但是，李鴻章在訂約時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並且以此約成功而沾沾自喜。

李鴻章認保持中朝宗藩關係和防備日本或其他國家侵奪朝鮮著眼，極力想保留中國派兵權。這正是當時清朝防治階級比校普強的見解，因為這個緣故，甚至不惜於給日本同樣的派兵權。他們完全不瞭解，這樣無疑於把朝鮮置於中日兩國“共同保護”之下，有利於日本侵略。清朝統治階級對當時情勢缺乏正確的認識，日本在朝鮮的政治勢力因竹添陰謀失敗而受挫折，處於不利地位，當時日本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採取戰爭威脅來要求對朝鮮的派兵權，倒是愚蠢的清朝統治階級親自把派兵權送到日本軍國主義手上來了。

明成皇后13（1）

中日雙方在不通知當事國朝鮮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意願簽訂了《天津條約》。訊息傳到朝鮮，閔妃、高宗以及朝廷大臣們，都慌了神。當時的朝鮮政府只是憑藉外力維護自身的權力，依賴清軍的協助，幾次從危機中度過，閔氏政府對清軍的信賴有如神坻一般。但是大清國軍隊依據《天津條約》就要從朝鮮撤守了，閔妃一派怎能不感到慌張呢？心慌之餘，閔妃等也感到憤怒，一種被最信賴的人拋棄的恥辱。

閔妃和高宗商量，急忙召集朝廷大臣，針對這個問題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領議政金弘集、左議政閔泳翊等。由中國派來整理關稅的德人穆麟德，此時已獲得了高宗、閔妃的信任，兼辦外交事務，也出席了此次會議。

高宗語氣悲痛的說：

“我們到目前為止，只信賴宗主國大清國來維持國家，但是，大清國拋棄我們，即將撤離軍隊。這件事可怎麼才好？”

朝廷大臣沒有一個人答得出話來。

閔妃也非常擔心的附和道：

“大清國軍隊退出的話，日本一定會乘機進來，這樣的話開化黨會再次執政，結果是什麼，不用本宮贅言了。”

不管國家命運如何變化，閔妃只擔心自己的權力與身家性命。

領議政金弘集嘆了口氣，稟告：

“啟稟王上，清軍一旦退出，在日本國內保護著的金玉均、樸泳孝等人，就會被日本人抬出來，國家必將大亂，這是毫無疑問的。”

閔妃語氣悲痛，但堅定的說：

“無論如何不能讓開化黨再次奪走政權。如果我們用自己的力量很難阻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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