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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崇尚政論，左右輿論，暗地裡支配了有關政治的時論。書院的建立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並掌握廣大的農莊，這些稱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僅隨時有進入中央權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透過鄉約可以直接控制各該地區的居民。因此，書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書院的弊端早已引起當權者的關注，到了大院君執掌政權之時，書院的存在已構成對新的王權專制主義的重要威脅。於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對書院採取斷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設書院與鄉賢祠；高宗二年，下令關閉了全國勢力最強的書院——清州萬東廟；高宗五年，明令廢陳書院的免稅權；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佈了《書院撒廢令》，宣佈除74所賜額書院外，其餘600多所書院全部關閉。

這道命令引起地方兩班和儒生的強烈反對，他們以“儒通”的辦法向全國發出檄文，選派代表在漢城王宮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動搖，遂派軍卒解散集會，把儒生趕過漢江。《撤廢今》實行的結果，使全國百姓歡欣鼓舞。但是，書院的殘餘勢力仍然相當強大，並且成為後來大院君失勢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財政稅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義。由於他較接近社會下層，對“三政”紊亂危害有較多體驗。從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透過趙大妃提出了“謹慎節儉”’、“濟生民、裕國計、懲貪墨、振紀綱”的建國方針。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載元上疏，宣告白動放棄全部免稅田產，同時，還嚴禁宮房及內司官員出沒外邑作弊，革除宮房在三南地區無土收稅的弊端。

高宗初年，國庫拮据，人民不滿情緒日趨嚴重。為衝出財政困，境緩和階級矛盾，大院君對兩班貴族官吏的一切經濟特權進行管制，調整各類稅賦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嚴令廢止地方宮向王室與權門獻納當地土特產的慣例。

大院君企圖恢復與加強專制王權統治的種種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對改變國家和社會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大院君上述執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徹底性，正面效應微弱，副作用和負面效應卻很明顯。

大院君剪除了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權，但王權並未得到加強，倒是在強化中央集權的標榜下，建立了以他為核心的全州李氏專權體制；他企圖壓制地方兩班和儒生的朋黨私議而削減書院，但仍在全國保留了47所“額賜書院”，後來還縱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對開化派的主張；他廢除了嚴酷剝削農民的法制，以示對百姓的讓步，卻為了重建王權象徵的景福宮而設立種種新稅，結果，完全抵銷了微弱的正面效應，造成了國內政情動盪、社會秩序混亂，民怨沸騰、反改革勢力乘機積聚，這一切都為自己的垮臺創造了條件。

明成皇后4（2）

為了顯示王朝的權威，大院君於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宮。

景福宮原是太祖李成溪建立朝鮮時，為了彰顯王室的威嚴，在太祖三年（1394年）動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個以中國的紫禁城為藍圖所興建的宮殿。“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詩經》中“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這句話。其後，到了景福宮建立滿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發生火災，第二年針對火燒的部分予以重建。又過了過了39九年之後，

在宣祖壬辰倭亂之時，再次發生火災，其後270年間，一直處於廢墟的狀態。由於財政困難，歷任國王均不敢貿然重建景福宮。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趙大妃的名義，下令在原址的灰燼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間，贊成與反對的言論不斷此起彼伏，但是對貧困的百姓來說，這樣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大院君專設了營建都監，負責激勵景福官的工程。剛開始，還避免強拉一般百姓參與修建，但是，過了一段時日之後，發現工程進度緩慢，大院君便決心派人到全國各地，強拉壯丁加入工程。景福宮重建總共動員上百萬人力，投入800萬兩鉅額白銀。

為了籌措這筆龐大的費用，除動用國庫儲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減輕和平均人民負擔的同時，向人民徵收新的捐稅，其中包括向農民徵收“結頭錢”、“城門稅”、“願納錢”等等。並且此種徵收多為強制攤派，於是名為“願納”實為“怨納”，人民怨聲載道，稱“結頭錢”為“腎囊錢”。

此外，為了激勵土木工程的進度，還動員舞童隊、農樂隊、男寺黨牌等慰勞隊伍。因此金錢的投入越滾越大，別無他法之後，大院君政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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